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 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女人很美,但自由更美。
张方宇 《单独中的洞见2》1
张方宇 《单独中的洞见2》1在日出的海面上,一片宽阔的光芒在透明的海水里自由成长。能够听到碧蓝如晴空的海水在船舷旁流去时有一种歌唱般的声音。心情愉快的清晨发生在日出的海面。然而后来,一些帆船开始在远处的水域航行,船帆如一些破旧的羽毛插在海面上,它们摇摇晃晃显得寂寞难忍。那是流浪旅途上的凄苦和心酸。
余华 《我胆小如鼠》1
余华 《我胆小如鼠》1在中国人心里,这一理论,沉浸得够深够透的。古人有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中国人不想涅槃,不想天堂,也不想在生前尽量发展个人自由与现世快乐,却想自己死后还在别人心里留下一痕迹,这一痕迹便是名。忠臣孝子,全只是一个名。名是他的生前之全人格在别人心里所发生的反映与所保留的痕迹。古人又云,盖棺论定。
钱穆 《人生十论》0
钱穆 《人生十论》0典型的人生轨迹是,早年的时候更侧重身体,后期更倚重思考。但我们必须铭记在心,我们还是有别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几乎不存在,更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还必须一提的是,关于我们在不同年龄段能做什幺,以及年龄意味着什幺,人们的观点都是极其武断的,与性别的刻板印象一样武断。我认为,老/少的二元对立和男/女的二元对立或许是把人们禁锢得最为严重的两种刻板印象。人们认为青年与男性所具备的价值是人类的典范,而其他的东西则至少是没什幺价值,甚至是劣等的。老年人会强烈地感到低人一等。他们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年轻时你能做些什幺,年老时你能做些什幺,就如同如果你是女性你能做些什幺,如果你是男性你能做些什幺一样,都是武断的,无根无据。人们的口头禅是,“哦,我不能这样做。我都六十岁了。我太老了”。或是,“我不能那样做。我才二十岁。我太年轻了”。何出此言?是谁说的?我们在生活中总希望保持尽可能多的选择,但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自由地做出真正的选择。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人能够拥有一切,人需要做出选择。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保护边缘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让人拥有可以成为边缘人的自由。而一个社会的可怕之处则在于,他们的观念容不下我行我素者或是边缘人。我认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应该始终可以在路边随意地席地而坐,而过去年代发生过的一件好事,就是很多人自愿成为边缘人,其他人似乎也毫不介意。我认为,我们不仅仅要包容边缘人和边缘的意识状态,还要接受奇葩和怪咖。我完全支持怪咖。当然,我也认为,不太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怪咖一显然,大多数人需要选择一些主流的生活形式。但是,与其变得越来越官僚、死板、压迫和专制,我们为什幺不允许更多的人去追求自由呢?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我非常幸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我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就不用再费事了。但不能拿我当样板。我选择不再结婚,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一所以我并没有打算错失为人母这样非凡的体验——然后我决定过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这非常没有安全感,没有愉悦,要面对很多的焦虑和挫折,并且需要长期的禁欲。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样板,这只是我个人的解决方式,我只是在为我的人生规划(Iifeproject)辩护。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第一,他主张的价值多元论;第二,他澄清了“自由”这个概念,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自由”的理论。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他们都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尔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美国的建国者确是一批真正热爱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作为,尤其是他们在得到这个国家以后的作为,为美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奠定了基础,为美国人和千千万万个即将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的自由奠定了基础。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在我看来,福山与亨廷顿的争论,重新开启了我们对政治学领域一个经典议题的讨论,那就是“制度”和“文化”之争——制度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改变文化?福山认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的文化。它们只是因为起源于西方,就被误以为是西方特有的制度。但实际上,这种制度选择,虽然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文化并不是决定性的。福山相信,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现代化的结果,而现代化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逻辑。这就好像是说,咖啡树这种植物最早出现在非洲,但其实种植咖啡树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只要这些地方具备一定的光照、热量和水分条件就可以。如今,美洲和亚洲都能够种植咖啡树、生产咖啡,咖啡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饮料。这时候,如果你反复强调咖啡是一种“非洲饮料”,才让人感到奇怪。当然,文化也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福山强调,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也可以转变文化,也许转变的过程漫长而曲折,但不同的民族国家终究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同时仍然能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福山是日裔美国人,而日本就是能够印证福山观点的一个典例——它既有最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很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亨廷顿不同意,他认为福山低估了制度对于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依赖。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都高度依赖于西方文明,尤其是民主政治,它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产物。所以,非西方文明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制度,日本只是一个例外。如果制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那幺它就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文化。但如果制度本身可以塑造和改变文化,那幺即便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也可以采用大致相似的现代制度。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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