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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课本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语言恶女》
    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l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因此他们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如果他们能阻止所熟知的英语发生变化——任何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是徒劳——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特权社会等级并继续从中受益。
    《语言恶女》
    你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以上事件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一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语言恶女》
    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一详见第一章的内容一 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一当然，这样叫猫大概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语言恶女》
    曾经有一位天才的火箭科学家，名叫伊冯娜·布里尔（YvonneBl）。布里尔出生在加拿大温尼伯，在惊人的30年职业生涯中，她致力于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设计精妙的新方法，以把星际飞船和卫星送入遥远的宇宙。布里尔就读于曼尼托巴大学，但由于她有女性生殖器，她不被允许学习工程学。当然，招生办公室没有亲自验证她是否具有女性生殖器，他们显然仅仅因为她的出生证明上标注了小小的f（“女”），就在她的成绩单上盖上了“不，亲爱的，你学不了工程”。她可没有就此服软。布里尔改学化学和数学，几年后，她研制出一种高效可靠的火箭发动机，并且该发动机成了整个行业的标杆。只要你看过电视新闻，查过天气预报，或者用过GPS，你就都要感谢布里尔博士。 2013年，88岁高龄的布里尔去世，整个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对她悲悼不已。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讣告，开头是这样的：她的拿手好菜是蘑菇酸奶油炖牛肉。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她做了八年家庭主妇，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的儿子马修说。但是伊冯娜·布里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家，周三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语言恶女》
    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语言恶女》
    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语言恶女》
    entrepreneur（企业家）和CEO实际上不是性别中立的词，而是被默认为“男性”的。这类词的存在也说明，当一名女性在商界努力奋斗时，我们会忍不住使她们的头衔听上去更娇媚可爱。“mompreneur'”似乎象征着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它当然也是社交媒体上很好用的一个话题标签，但在实践中，像这样的词语非但不能消除语言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反而强化了歧视。
    《语言恶女》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语言恶女》
    卡梅伦认为英语的DNA（元音和辅音）中并不包含性别偏见，但英语的惯常使用方式“表达（并再生产）了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假设”。这意味着，好消息是英语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没有“天生”的偏见；但坏消息是，英语的使用者集体同意以一种强化现有性别偏见的方式使用它，而这种方式往往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偏见在语言中的表现方式极其隐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文化会默认将男性视为普适的人类。
    《语言恶女》
    我们讲话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用词、语调、句子结构——都在向别人传递着隐形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如果使用不当，语言就会变成武器；如果使用得当，语言就能改变世界。语言学家这个职业经常被误解，并不是你学会几十门外语就是语言学家……事实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科学。其中一个领域是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和人类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才首次开始研究人类如何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团结他人、建立关系和维护权威等。在所有研究主题当中，最令人大开眼界且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语言和性别的关系，即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性别，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说话方式，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听者感知理解。
    《语言恶女》
    到了16世纪，得益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英国人开始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和语言打交道，这个过程也影响了英语的发展。还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此期间，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再次高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尤其是对语言而言最重要的印刷机的发明，都推动了英语的演变。
    《语言恶女》
    “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说，“queer”（酷儿）这个词可能是近来最成功的例子，它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具有排斥意味的侮辱，而现在它是经过学术界和LGBTQ+⁺群体重新定义的普通称呼，其过程令人赞叹。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queer”一词作为称呼不甚妥当，但总的来看，它已经演变为一种自我肯定的总称，用于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别规范的人。”
    《语言恶女》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的跨性别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性别角色，是不参与生育的神话人物，这使他们拥有了保佑别人生育或者诅咒别人不孕不育的力量。”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语言恶女》
    “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创建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创建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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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德博拉·卡梅伦所说的“对女性创造力的证明，但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长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产物”。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语言恶女》
    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去，所以她们在会话中建立纽带的方式是承认她们对性别现状的反抗，而不是尽自己所能去迎合现状。
    《语言恶女》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己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
    《语言恶女》
    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语言恶女》
    20 世纪 20 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 称之为 “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 “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
    《语言恶女》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尽最大努力参与其中，也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但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都要明白语言无论如何都会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快乐前进。顽固偏执的保守派和自命清高的迂腐学院派将被留在车站，而在语言上灵活多变、包容各种性别的一代人将乘车远去，融入落日余晖。我希望能在远方见到你，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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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的最后，CKW通过对未来的展望进行了总结： 将性描述为一种快乐体验，并将快乐体验与生育分开，承认女性有积极主动的性欲、是自信的性主体，而且性过程不必以勃起的阴茎为中心，这类话语将挑战并对抗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神话，一个讲述相互探索、交流、发现和彼此满足的神话，在其中，插入阴茎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是享受情爱的多种可能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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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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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芬斯博士及其团队找出了不同人类特质与行为之间的各种关联，比如喜欢黄色笑话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喜欢在淋浴时唱歌的人更随和。但其中我认为最棒的研究结果是：一群人中智商最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讲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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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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