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即欧洲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开始形成.我们心里想,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象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这种感情的高涨就象飞机的腾飞一样引人入胜.……不过,只要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时代的人,今天都会知道,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倒退和乌云.经济的景气使双方所有的人都象发了疯似,想攫取更多的财富,贪得无厌.当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要进行大战,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为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四十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情绪: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都会在最后一分钟吓退.我们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但是我们如此相信理智本身同时也是我们唯一的过错.我们大家在无意识之中所希望的、所渴求的，已在默默无闻之中完成。他(罗曼罗兰)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贝尔塔·冯·苏特纳)"人们不明白现在发生的事.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再一次地把一切掩盖起来,对我们保密.为什么你们年轻人无动于衷?这主要和你们有关!你们要起来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不要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去干,老太太的话没有人听."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作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要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 象通常一样,死人总是没有理的.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官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们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获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干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干点什么.但是,过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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