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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些粗鲁、淳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就是说，战争是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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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外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成语，这是翻译诗歌首先要越到的困难。正因如此，翻译诗歌要去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何把外语中最有他是的成语译成十分妥贴的母语，这种反复推敲的思索对我来说始终是当做一个艺术家的特殊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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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正确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将永远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觉得这样就会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将死守教条，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所以，要是继续留在那种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会把自己的头脑搞乱，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义力量失去信心。于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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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克朗一旦稳定，而马克以天文数字大幅度下跌时，奥地利人也是从同一个火车站乘卒过来，在这一边猛喝便宜的啤酒，开始重演同样的闹剧；只不过方向相反罢了。这种在双方通货膨胀之下发生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因为它也许是从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诞地把那几年的整个疯狂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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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危害最大的莫過於缺乏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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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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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搅得无法安生的人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每当我国忆起那十年，经常怀有一番感激之情。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们把那相对的和平视为意外的礼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在那十年中，弥补一次大战和战后的艰难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幸福、自由与精神财富；于是我们发愤工作，但却带着比较轻松的情绪；我们四处漫游，进行各种尝试，我们重又发现了自己的欧洲、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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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去过好多地方，只不过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时代同日而语罢了。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已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我到处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读者。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国家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这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更加广泛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奢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它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显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旧的旅行方式。我觉得，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是最舒服不过的事。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样引诱着我，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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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穿过波兰的旅程就已经使我大长见识。我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自己造成的创伤竟是那么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废墟的加利西亚地区的城市，现在都已焕然一新；我再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浴血奋战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得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剧院的杰出演员。到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因为如此兴盛的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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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和那种有点盲目的飘飘然，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不久我认识到：因为他们是人，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好象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我们看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时，也会眼睛炯炯有神地说：“这是我们干出来的。” 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楼，裂着嘴笑着说：这是“我们”建造的。大学生课堂里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向我们迎面走来，骄做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书，这一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 那一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那副骄傲的样子，就象那些书是他们自己著作似的。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观看他们的“事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但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和我们象兄弟似的紧紧握手。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是同志。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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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它是对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活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在那同志式的气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头煦帝国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我自己和迁就别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细节上今人感动和鼓舞，但在客观上下会有什么用处。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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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堡在那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所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一下子也等于生活在欧洲胁中心。又是命运满足了我的一个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我们在卡普齐纳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所欧洲人的房子。我们在那里和谁有度过美好的刻呢？我们曾从阳台上桃望美丽，静谧的景色，不知道就在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土住着一个要破坏这一切的人（指希特勒）。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曾在我们那里住过，在作家中，我们曾友好地接待过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各布•瓦塞尔蔓、房龙、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弗朗茨•韦尔弗尔、盖奥尔格•勃兰兑斯、保尔•瓦莱里、简•亚当斯、沙洛姆•阿施、阿图尔•施尼茨勒。在音乐家中，我们接待过拉威尔、理夏德•施特劳斯、阿尔滨•贝尔格、布鲁诺•瓦尔特、巴尔托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呢？每年夏季给我们带来多少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呵！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登上了我们那陡峭的台阶，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友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后来有好几年时间，我是他排练时的最忠实的座上客，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他为达到艺术上完美无缺的境地而竭尽全力，——那种艺术上的完善在以后的公开音乐会上既显得象是奇迹，而又觉得非常自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排练时的情景，他的那些排练对每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榜样，促使他们不达完美无瑕的境地决不罢休）。我深切体会到莎士比亚说得真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而且，当我目睹各种艺术比赛时，我真庆幸我有和它们给下不解之缘的好运。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艺术和令人陶醉的风景交相辉映！后来，当我回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时候，我总是心情颓丧和抑郁不乐。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们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里冒着寒冷和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搏斗，这时我才感到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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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希特勒才又重新出现，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羹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危险。少数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纲领，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不是去提高人们的警惕—而是每天抚慰自己的读者，说什么依靠用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勉强维持着的那种耗费巨资的宣传运动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后天彻底破产的。然而在外国，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那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里德国为什么会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他不断扩大的权力的，这是因为德国从来不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里还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学历”的顶礼膜拜。除了一些将军以外，那个国家的高级职务都是由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希特勒却早已藉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广泛的阶层赢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仅如此，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在那时才大量表现出来。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许愿，争取到了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为自己的月的服务。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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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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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均在“费边社”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坚持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眼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的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他们的身形外貌也随着岁月而形成对照。那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而又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象两个击剑手在互相激烈交锋以前，总要先用小小的试探性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那场舌战宛若剑击，进行得非常尖锐、非常迅速。剑光晃晃，一来一去，你砍我挡，我击你闪，好象其乐无穷，使得在旁观战的人对那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你来我往的技艺赞叹不已。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实际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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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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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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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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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象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 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年轻人所悄悄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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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今天问自己，当年我们是怎样找到阅读所有那些书籍的时间的—因为我们白天都已被上学的时间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树间挤满，我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损失我们的睡眠，从而也损害了我们精神焕发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晨必须在七点起床，但是我却从未在深夜一两点钟以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即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我当时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赴往学校，两眼惺忪，脸洗得十分马虎，一边疾步走路一边嚼着抹了黄油的面包片；我今天不记得有哪一天不足这样的，我们这一群小学究，看上去全都脸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没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边幅—这些都毫不奇怪。因为我们把零用钱的每个赫勒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购买图书上了，再说，我们也并不在乎要让年轻的姑娘们喜欢我们；我们只是想要给高级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觉得和年轻的姑娘们一起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问上非常傲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化在肤浅的闲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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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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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从上到下对从事文学艺术工作是非常尊重的，于是多年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诗人和作家们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闲差事做做，例如，任命他们当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那是一种薪俸不多而工作极少的差使。因为参议员们只是在极难得的情况下才去借一本书，所以，占有这样一个闲职的幸运者就可以在那幢别具一格的古老的参议院大楼里于工作时间写他的诗，窗外是卢森堡公园，室内是又安静又舒适，而且不必为稿费着忙，因为这种虽然不多的稳定收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另一些诗人，有的身兼医生，像后来的杜阿梅尔和社尔丹，有的开一爿小小的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和让一里夏尔?布洛克；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坐着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有的帮助出版商干点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像他们后辈似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后辈全被电影和大量的印数给毁了，刚一崭露艺术的锋芒，就立刻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当时的那些诗人们却不慕虚荣，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经过选择的卑徽的职业，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独立性。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活保障，他们就能够不去理睬腐败的巴黎大报纸；他们就能够为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维持这些小杂志总是要作出个人牺牲的；他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剧本只有在文学家的小剧院里演出；他们的名字起初只为少数人所知。无论是克洛代尔、贝玑、罗曼?罗兰、还是絮阿雷斯、瓦莱里，在数十年间也只有极少数的文学中坚才知道。他们是繁忙的闹市区里唯一从容不迫的人。为了能在艺术方面进行自由和大胆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为一群远离“闹市区”的安静的人们静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风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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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他的富有想象同时又十分深奥的学问中认识到：真正的渊博知识不是象我们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依靠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能获得。而是要通过常年累月的刻苦钻研。一个年轻人要想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好是向愿意共同进取的人学，而不是向已负盛名的人学，我再次感到，志同道合的热情将会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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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在柏林和现实有了接触以来，我也觉得我最初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带有洒过香水的纸张气味。那些作品是在全然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写的，用的是当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在我亲眼目睹了现实主活之后，我自己那种中学生水平的判断能力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那种心情就像在学校里降了几年级似的。事实上我在第一部诗集出版之后，间歇了六年才发表我的第二部诗集，而且在隔了三、四年之后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戴默尔的忠告抓紧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我至今仍然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从事文学翻译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创造性地了解母语的底蕴。每一种外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成语；这是翻译诗歌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翻译诗歌要求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何把外语中最有特色的成语译成十分妥贴的对应母语，这种反复推敲的思索对我来说始终是当作一个艺术家的特殊乐趣。因为这种默默无闻、无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在我上中学时被轻率和鲁莽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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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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