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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几年中我们在自己家里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当时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人单单维持一天的生活就要开销几万和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开销数百万克朗。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不过,飞轮始终是以自己的节奏在旋转,毫不停顿,从不关心个别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写他的书,农民耕他的地,列车正常运行,报纸在每天早晨的惯常时刻送到门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家时已晒得肤色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商店在四处兴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例如...
    《昨日的世界》
    但是,所谓抵御了激烈的巨变,也仅仅是从表面上和从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发生。有一些东西随着军队的失败而被破坏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对权威从不犯错误的诚惶诚恐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自己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皇帝吗?难道德国人会继续佩服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将“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这些同役完没了进行押韵的诗人们吗?当现在硝烟在国土上消散、疮痍满目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念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于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签订的和约是糟糕透顶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当时的和平曾为历史提供了实现正义的一种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尔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项计划。可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原来的利益把那项伟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把它撕成了毫无价值的碎纸片。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的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最后的力量;这一诺言已经为了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战争狂而不屑一顾地被彻底抛弃,他们表面上承诺了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后仍然重演着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发觉自己受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受骗了,回到家乡成了乞丐的士兵们受骗了,所有那些出于爱国热忱认购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
    《昨日的世界》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①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
    不过,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①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锚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粑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
    《昨日的世界》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
    《昨日的世界》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①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
    《昨日的世界》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昨日的世界》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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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
    《昨日的世界》
    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 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 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 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 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 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 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 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 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 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 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 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 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 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 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 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 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 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 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 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 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 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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