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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是为什么？用气泡音有什么好处吗？（当然，除了惹恼长胡子老家伙这个好处以外。）事实证明，气泡音的确有不少用处。首先，汤浅郁子指出，由于气泡音的频率非常低，所以这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竞争的一种方式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权威。她在研究中写道：“低哑的嗓音可能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塑造成功形象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保持女性的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做演讲时，为了传达这种悠然自得的权威，会不自觉地用气泡音说话。当我问我的领导我在会议上有没有表现得缺乏安全感时，她说：“你听上去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哦对了，她也是个20多岁的女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女性之间的后台谈话，其意图与《走进好莱坞》录音中唐纳德·特朗普的下流戏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建立团结关系和亲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谈风格有重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因此，听者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似乎并不重要。特朗普或许从来没有真的“一把抓住”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但是在与比利·布什的谈话中，他愿意讲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敢打赌，世界上的男人们在更衣室里发表的所有性别歧视言论中，至少有50%不能真实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一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一一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一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一“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兒弟—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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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 Zeisler）联合创办并经营着“Bitch Media”一一个非营利传媒组织，其名称中就有一个收复再定义后的侮辱性词语。她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 evil bitch”（肏，臭婊子）。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就连“荡妇游行”的创办者艾波·罗斯自己也希望这个词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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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受人尊敬的课本和公众人物传播着对女性声音的批评，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扬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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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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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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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创建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创建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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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的跨性别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性别角色，是不参与生育的神话人物，这使他们拥有了保佑别人生育或者诅咒别人不孕不育的力量。”摘录来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阿曼达·蒙特尔此材料受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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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 称之为 “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 “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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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语言不可能总是积极的。实际上，侮辱是一种可能永远不会消失的语言需求一我们人类太爱批评挑剔。因此，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hitfilled，two-faced 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 villainous 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一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如果你想让脏话库变得更丰富多彩，试试外语里的中性侮辱吧，我很喜欢。比如牙买加词“bumbaclot'”，意思是“擦屁眼的厕纸”，或者讨人喜欢但有点难发音的俄语词“perhot'podzalupnaya”，意思是“尿尿孔上的皮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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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恋）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包括“boob”、“tit”、“dude”和“fuck”(奇)——都既简短又含燥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变辅音（stop consonants）——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而且这份爱会持续一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浑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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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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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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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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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一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像+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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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话的确很有趣也很有用，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英语中现有的脏话并不完美。尽管我个人很喜欢说脏话，并认为这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很喜欢刻薄地跟别人说“fuckyou”、“suck my dick'”（肉你丫的），但我不禁注意到，我们词典中大多数最有力的脏话都不是为了我这个女性说话者而发明的。像“fuck you'”“suck my dick'”这样的短语属于英语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脏话一与性相关的脏话一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类脏话只能代表一个性别的视角。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一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一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入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pussy'”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女性阴部的复杂性，也并没有描绘出对那些真正有阴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阴蒂、G点），而是把女性阴部描绘成一个模糊的、像小猫一样软弱、被动等着阴茎捅进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像“fuck you in the ass'”（肉你的屁股）或“suckit，bitch”（吸我的屌吧，婊子）这样的短语，都暗示着勃起的阴茎，给人的印象是只有涉及男性性器官时，语言才有力量。想让“eat my pussy”（给我口）或“drown in my G-spot”（用我的G点淹死你）这些短语达到与上述阴茎表达相同的效果，却是难上加难。一个人当然可以出于幽默或强调的目的、不附带性含义地说“suck my dick”，但说“eat my pussy'”就不行了一这证明出自常规男性视角的脏话，与出自常规女性视角的脏话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不平衡。 1999年，在一篇关于女性使用脏话的文章中，活动家埃丽卡·弗里克（Erika Fricke）说，我们所熟知的脏话反映出了文化中关于性别、身体和性的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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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男性和女性说脏话的动机是不同的。斯特普莱顿让她的每个研究对象坐下来，让他们自我报告他们说脏话的缘由。她收集了他们的回答并按主题进行分类，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图表中，图表见下页。以下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几点：首先，在斯特普莱顿调查的男性研究对象中，大约有一半报告说他们说脏话是出于习惯，或者出于“男人理应说脏话”的期待。相反，很少有女性这样报告，女性研究对象将说脏话描述为她们个性的一部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说脏话，我也会这么说）。她们的理由与男性认为说脏话“是正常的，是符合期待的”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结果既微妙又重要，因为这表明女性意识到她们说脏话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也许有些反常的怪癖，不会像男性说脏话那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符合期待的。因此，对女性来说，说脏话在构建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女性研究对象给出的说脏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表现亲密和信任，但没有任何一个男性研究对象提到这一点。女人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因为说脏话而惹上麻烦，或者至少会被别人侧目。斯特普莱顿说，女性“受到的环境限制比男性更大”。女性需要在某一特殊人群中，而且通常是在私人空间里，才能不受评判地自由说脏话，也就是说她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卸下她们的语言过滤器。在某些情况下，说脏话可能是女性朋友之间团结友爱的一种行为，而在男性之间通常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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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女性和脏话的错误看法初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影响。1991年，一项关于煤矿井下性骚扰的研究表明，女矿工职业发展的最大障得之一，是她们的男同事以她们过于敏感而不敢骂人为由，将她们排挤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还发现，如果这些女性开始说脏话，她们也并不能获得与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为说脏话实际上通过反差并置（juxtaposition），强化了她们的女性气质。换言之，当女矿工们采用了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方式，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反衬得更加显眼，类似于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却手拿九毫米手枪的效果。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男人认为会开枪、会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样的道理。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正如一名女矿工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肮脏的语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界线。”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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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话的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会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人们对男人和女人的语言风格有很多误解，特别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你可能听过这样的陈词滥调：女人谈论“人“、而男人谈论“想法”。与此类似的刻板印象是总觉得女人聚在一起就只会小打小闹，涂指甲油、谈论她们喜欢的明星P78对于女性屈从于这种期望的问题，拉科夫的观点是，过多使用“just”“you know'”这类填充短语来表现得甜美和自我怀疑，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毫无裨益；相反，这种做法会强化“女人天生善良软弱、没有安全感”这一刻板印象。因此，女性应该彻底停止使用这些填充短语。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可能听到过老师或家长在某个时候对你提出类似的批评，希望借此帮助你在面试或演讲中听起来更“权威”和“自信”。但是语言学家发现，填充短语其实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而且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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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当人类停止了迁移，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创建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担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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