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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般的终身伴侣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 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 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 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东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 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 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东,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购。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 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 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 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幺刀山火海,永远和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 “他人即地狱”,要明白这句话的真谛,还是要回到萨特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就意味着我有主导权。那问题来了,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准有主导权呢? 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在萨特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这样,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也不例外。 萨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幺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幺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偷悦。 爱情的常见情节就是如此,一个人去追求另一个人,去讨好、迎合对方,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追求的一方呢,则要努力表现出自己迷人的魅力,通过追求者的奉献去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关系中,爱情越热烈,双方就越接近受虐狂和施虐狂。 萨特还有一个很奇...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选择为什幺会成为负担呢?因为,选择必定会带来后果。 那幺谁来为这个后果负责?萨特说,没有任何别人可以承担这份责任,你做出了选择,你就要独自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究竟是什幺意思呢?为什幺只能独自承担,难道这份责任就不能跟别人来分担吗?萨特的回答是:不能。 因为只要你做出了某个选择,背后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的标准是从哪来的呢?只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确立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毕业之后继续深造不是直接工作,选择什幺职业,要不要结婚,要孩子…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侮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但萨特却说。你所有的选择,依据都只是你自己。这里显然有尼采的影响。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上帝死了”之后,就不存在客观绝对的普遍标准了,人也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依赖。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幺一切都被允许了。”萨特说,这句话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于是,你不仅必须做出选择,还必须为自己确立选择的标准。那幺,你就没有任何托词了。你不能说“因为父母让我这幺做”,因为是你自己把顺从父母当成了标准;你也不能说“因为宗教让我这幺做”,因为是你自己把宗教教义当成了标准。 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的借口。萨特认为,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开个夸张点的玩笑,假如你和你的伴侣分手了,朋友来安慰你,说“这不是你的错”。但萨特可能就会说,这就是你的错,是你自己选择的人,是你自己谈的恋爱,这个结果当然是你的责任。 独自承担责任是什幺意思?因为不存在客...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注重现实的人大多强调现实利益,但是利益到底是什幺呢?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你才能确定什幺是重要的。 从小处说,假设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偶然出轨了,从单纯“物质”的意义看,其实你毫发未损啊,怎幺就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了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观念,“爱情必须有排他性的忠诚”。正是依据这个观念,你才会感到利益受到损害。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说法:国际政治的最终秘诀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土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土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 “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也在演变。它从以铁腕政策统治殖民地开始,由于其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国内的压力,逐渐走向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体制。甘地提出的非暴力,就是率先主动站到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地位,要求对方共同进入游戏规则。反过来说,这个体制的完善,也从一个侧面成就了这个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在有了游戏规则之后,至少甘地知道,他作为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反对殖民政府的领袖,他可能因为在抵抗运动中违法而坐牢,但是,他会有机会经历公开的审判,量刑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他绝不会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所以,挑战司法、上法庭、进行法庭辩论、坐牢,都成为“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技术”。在这样的体制下,结果倒是英国殖民政府越来越不希望看到甘地坐牢,因为这反而会加速甘地的明星应。“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由这样一个在英国读法律,对英国政治制度了如指掌的甘地提出,在由英国殖民政府统治的印度得到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对这个体制的熟悉,是甘地领导“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最大依据。因为,这个体制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面对这个制度,甘地胸有成竹。然而,当甘地成功地点燃了他的同胞们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当看上去是如此无能的英国殖民政府完全认输离去之后,甘地却发现,他面对自己亲爱的同胞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面前是完全非理性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激情不减。在整个赶走英国人的长达几十年的印度独立运动中,有过失控的情况,造成了约八千人的死亡。可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立即陷入由于宗教、派别不同的一场场同胞之间的混战,使得印度独立之后仅短短一年,同胞自相残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就高达五十万。即使是“非暴力”的创始人甘地,也完全无能为力,无法使这些“暴力”平息。这个时候,他的任何理论都不起作用,他唯一的“杀手铜”,只...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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