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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爱"的句子：本页收录的爱的句子/关于爱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爱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二“我对男人没有期待。 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一“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队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甚至在“成为母亲”这件事上，她的所有选择都令人惊讶地把“自我感受”放在了首要位置。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没有对小孩产生过多大热情，但说不清是出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在四十多岁时，她突然非常想成为一个母亲，随后便怀孕了。可意外出现，在怀孕四个月后，她流产了。不同寻常的是，阿西尔流产苏醒后的第一反应并非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之中，反而生出一种欣喜之情：“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在这之后，她也并未受此困扰，她依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但对于失去这个机会，她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介意。她坦承自己的自私与懒惰，并说这两项或许是她人生的憾事，但她并不为此感到自责，“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 阿西尔的人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样本，她既有艺术家一般开放自由、洒脱丰沛的心胸，又有冷静克制甚至出于务实而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智。在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在20世纪动荡的欧洲，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女性，是怎样在与世界的周旋中安全生存下来，并维护好自己的精神世界的。 在2009年多伦多国际作家节开幕式中，92岁的阿西尔与78岁的艾丽丝·门罗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都笑着认可道，年纪大了之后很少会在意外界的目光，更少会受尴尬困扰，...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 到七十一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确实是老了，刹那间，这个事实掷地有声地出现在面前，我看见时间正将晚景一步步推入视野。>> 有一段时间《时尚》杂志还推出过一个叫“埃克塞特太太”的形象，力劝年纪稍大的女人穿上有风格的衣服。>> 不在于我们想给别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而是因为我们会看见镜中的自己。>> 或许，我看起来或感觉起来还没这么老，但性事已经从我生活中消退，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尽管未必总是快乐的，却一直处于我生命的中心位置。>> 这两人就是我浪漫主义阶段的最早受惠者，在这一阶段，爱情的形式是白日梦。我的激情对象常被我的幻想置于一些非常危险的境地，比如他家着火了，或者他被洪水冲走了，然后我去拯救他。>> 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插图]对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 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 我曾有过透心悲凉的无眠之夜，仅仅一夜，在那个痛苦的夜晚，我伤心的不仅是失去了近在身旁的老友（当然现在他依然陪在我身边），我还为失去的青春而痛惜：“她所拥有的一切——愿上帝让她腐朽——我已经不再拥有，永远也不会，永远。”>> 我六十多岁时，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性事因此又得以延长七年之久，而这期间巴里也走着自己的路，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兄妹，而不是情人。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 人不是按相同的速度变老的，因此最终大部分人都必须照顾别人，或被别人照顾，相对而言人们会更喜欢后者吧，但就算这是相对较好的选项，其实也远不是乐观的选项，我原来并不理解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吧。>> 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合适的角色显然是做第三者。>> 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更深了，我们依然是活死人，只不过在那一个瞬间，我们变成了快乐的活死人而已。>> 我震惊的是自己竟然不介意为他做这些事情，没有畏惧，没有厌恶，似乎疏离地看着自己做事，好像在工作，不需要刻意努力，像个职业护士一样。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 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 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恍惚，不记得这是术前还是术后，随后立刻因麻醉剂的作用而吐了起来，同时意识到肚子已没那么不舒服，也不再流血了。仿佛就从身体的那个部位，传来了一阵完美的欣喜之感，汹涌地将我笼罩：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 我不必为孩子做什么，只需要怀着兴趣和羡慕观察他，这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正因为我没有，也做不到承担和这些孩子们近距离相处的麻烦，我才能不受约束地去理解他们的爱和希望。>> 我阅读大量书籍，就是为了体验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的很多爱情经历也出于类似目的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我们都在做出各种各样错误的选择，后果的呈现却要经历漫长的反射。后来我谈了一两次聊胜于无的短暂恋爱，终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痛苦，但我接受并理解爱的消散，却错误地将友谊视为反面。等我意识到友谊不会长存时，李明枝早就无影无踪。
    周嘉宁 《永结无情游》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初三，我转学到更远处的镇上，我的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那些能结伴跟我去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边玩水的女同学，她很冷静地告诉我，下周她就不来了。她们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职业学校，有的跟着家长去打工，有的淡起了恋爱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政治哲学学者刘擎在《奇葩说》的一期节目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取用关系，餐馆、服务、电商平台。人不是取用关系，哈贝马斯把这分成两种，一个叫系统，一个叫生活世界，友谊、感情、爱情、伦理生活……现在是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这个需要我们警惕。”这段话能解释，我在被当作工具时，为什么会感受到暴力和冷酷。在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同事之间大部分时候实质上就是取用关系。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浸润在工作场所里，久了，利益让我们变成面目相似的人。人人学会利用系统规则，把他人当作更好的工具使用。更会取用别人的人是老板用起来更顺手的工具，系统里更高级的工具会生存得更久。
    张小满 《大厂小民》
    好的友谊应该如同自己和自己交朋友那样，“可进可出，著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
    张小满 《大厂小民》
    哈里森提出，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信众“塑造神像依据的既不是男性形象，也不是女性形象，而是某种双性别的对象，它纯洁无瑕，生有羽翼，长着四只眼睛可望四方、观天下”，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的头脑这一概念或许多少受此启发。哈里森的各种观念都紧紧围绕着权力；考古证据证明，古代群体社会中女性享有崇高地位，受此鼓励，她进一步提出那些被视为独属于女性的美好品德“是地位而非性别使然”，并写道，“像男性凌驾于女性这样在权力上凌驾于同类，是严重的精神危险”。随着1914年的到来，哈里森和伍尔夫、H. D. 一样，明确将父权制专政与威胁当下社会的军事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围同事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积极撰文发声，整个英国随之陷入狂热的爱国情绪，这些无不令与H. D. 持相同立场的哈里森深感痛心。她写道：“以我身，以我心，我永远拥护和平。”哈里森提出的“将女性作为平等人类看待”的观念原本只是单纯的主张，但在举国陷入极端爱国情绪的环境下，这一观念的建立基础“个人之自由必涉及他人之自由”被解读为反对军事主权—其中的“他人”被引申为“任何种族、国土”。她和威廉·里奇韦爵士之间的争执也演变成了个人恩怨。哈里森曾为支持伯特兰·罗素发表演讲，慷慨陈词，呼吁学院撤销对他的处罚—罗素因替拒服兵役者发声遭三一学院除名，失去讲师职位。里奇韦公开谴责纽纳姆学院为“臭名昭著的亲德煽动中心”，并拒绝哈里森的一位学生进入他的课堂，只因这名学生是反战主义者、民主指挥联盟成员。面对来自根深蒂固的保守派的挑战，哈里森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她写道：“在当下环境，依从人性本能即是异端。”她视“拒绝传统信仰、传统习俗”为智识自由的前提，而受缚于过往与权力的保守社会绝不可能抛弃传统信仰与习俗。在她看来，战争是这样一个群体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群体社会盲目信奉、重视团体同质性更甚于理性。统治阶级享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权力，却无人对...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法定人数》杂志由来自激进社团英国性心理学研究学会、喀罗尼亚社团的成员创办，其中后者是由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旨在挑战那些在家庭、情感方面僵化严苛的道德理念。作为杂志唯一的女性作者，塞耶斯在这本只发行了一期的杂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增光添彩的存在，她曾在给编辑的信中强调自己喜欢异性的取向：“女性之间的友谊很少能被视作浪漫爱情性质……我避之如瘟疫。”除去这些传统的方面，塞耶斯也有她不遵循传统的坚持，她绝不会为任何将她视为“天使主妇”的男人安定下来，进入婚姻：住在梅克伦堡广场这间寄宿屋尽管有种种不便，她依然享受这里的生活，并不急着成为某个传统家庭的女主人。早在1917年的时候，于某次牛津大学的晚宴上，晚宴主人正在厨房制作咖啡，老朋友伦纳德·霍奇森牧师向她求婚—这场慌乱的求婚让塞耶斯大惊失色，她“不愿与这个男人有任何牵扯”。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要对我说教，我是绝对不会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霍奇森后来再次向她表明心意，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让我活下去》之外，H. D. 那些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本不打算出版的小说，无一例外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H. D. 的角色在与另一位女性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到认同和自由。一开始H. D. 撰写关于梅克伦堡广场时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她和珀迪塔、布莱尔三人组成的新型家庭致敬。在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以自由和创造力为核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法律绑定，而是出于个体选择。在《画下来，在今日》（这一版本创作于1921年前后，是几部小说中同性恋描写最为明确的一部）中，阿尔丁顿这一角色地位无足轻重，主人公与他结婚只是为了安抚专横的父母，从他们身边逃离，这段婚姻也只是主人公的两段主要同性恋情之间的小插曲（这两段同性恋情的对象分别以弗朗西丝·格雷格和布莱尔为原型）。在《重写之书》(Palimpsest)（1926年）这个更为冷峻的故事版本中，背景设定于罗马一处军营，与阿尔丁顿的婚姻被改写为一场迫不得已的结合：希腊奴隶被迫嫁给一位好色的士兵，布莱尔的角色拯救了主人公，帮助她重新写诗，唤醒她身上已被婚姻扼杀的“纯粹的、令人心醉的智慧”。在小说《常春花》（1921—1922年，1926年修订）中，怀孕和分娩往往被刻画为男人对女人施暴的源泉，并且总与战争相联系。而在小说结尾，怀孕、分娩成为创作表达的一种形式。这一故事版本着重描述赫耳弥俄涅最终与贝丽尔（布莱尔的角色）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女儿。她告别不合适的伴侣，最终找到幸福；不再害怕怀孕；不再继续在异性恋爱中追寻幸福；找回对生存本能的自信，能够继续生育、写作。《让我活下去》是H. D. 唯一一部完全以异性恋爱为中心的小说，格雷格、布莱尔以及她的第二次怀孕没有在书中出现，并且结尾以一个其他手稿中不存在的角色里卡作为中心人物。1949年，H. D. 表示《让我活下去》是第一部让她满意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向英格兰、布卢姆斯伯...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约翰·库诺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能将现实经历转化为小说的人。自《谁的尸体？》以来，塞耶斯相继又出版了三部以温西爵爷为主角的小说以及一系列短篇故事。她选择了侦探小说这一种看上去最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她与库诺斯之间的这段感情。1930年出版的第五部小说《剧毒》以一场法庭审判开篇。“年事已高，看上去似乎已被死亡和时间遗忘，老迈得再不能发生任何改变”的主审法官正慢悠悠地与陪审团对话，记者在一旁记录。被告哈丽雅特·文是位侦探小说作家，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性，在严格的宗教准则中长大，在二十九岁前就已经能以合法方式自力更生，独立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涉嫌毒杀前男友而受审。前男友菲利普·博伊斯也是作家，主要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自由恋爱之类“道德败坏、具煽动性的”文章（他的文章商业价值远不如哈丽雅特，令他气结）。法官冷冰冰道，博伊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婚姻”，逼迫哈丽雅特抛掉这种形式“和他一起亲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听到哈丽雅特打包行李离开的声音，还听见她说“令人痛苦的欺骗”。但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不忠或残忍这类原因，而是因为博伊斯口口声声说着反对婚姻，另一边却又向哈丽雅特提出合法婚姻。而哈丽雅特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博伊斯的虚伪，白白伤害她的感情。哈丽雅特从监狱中给彼得·温西爵爷打电话说道：“我以为他真的不相信婚姻，可到头来只是一场测验，测验我对他的感情是否能让我牺牲一切尊严。我当然不能。我不会将自己的婚姻打折奉上。”法庭审判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古董”法官明显判定哈丽雅特是一个“道德立场不稳定的人”。由于塞耶斯没有对库诺斯在书中的化身手下留情，哈丽雅特面临着严重指控：某天晚上，菲利普·博伊斯前往拜访哈丽雅特，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倒地不起，接连几天呕吐、腹泻，最终“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整场审判可以说是对哈丽雅特生...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大轰炸开始之后，她在写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称伦敦是“我生命中的激情”，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这段日子即便晦暗，也丝毫没有动摇她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她依然坚信这座城市具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她曾在战争初期写道:“真是奇怪，我常常想着，关于这座城市，我热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路漫步到伦敦塔，沿途小巷子里有黄铜框架的塔楼幕墙，空气里夹杂着河水的气味，岸边有低头读书的老太太，这些才是我的英格兰。如果轰炸破坏了这些，我的感受会同任何一位爱国人士的感受一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和HG.威尔斯一同抗议，反对“向学生们教授保存、延续过去那些矫饰战争的邪恶传统的爱国主义历史事件”，并提出教师不应该将教授重点放在那些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敌人或同盟的关于国王、战争和政治冲突的故事，而应该放在许许多多的将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如贸易、旅行、文学、农业和宗教。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在文章和演讲中无数次强调她的目标是以“拓宽同理心而非使其更加狭隘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让学生获得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核心群体感。这一时期，鲍尔的好几位男性友人，如盖茨克尔、多尔顿、托尼，都正担任公职，希望将政治影响作为一种改变大众观念的策略。鲍尔采取了另外-种不同的、更为谦避的方式，也更不容易成就个人的声名、带来正向的际遇，但她怀有同样的雄心壮志，所立足的原则同样坚定。她坚持历史“是凝聚社会群体最强大的黏合剂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扩大群体团结的概念，通过历史向孩童展示：作为总体概念的人类具有普遍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国度一一他自己的国家以及全世界一一的子民，这样来，我们就能教他懂得什么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常以其独特、一针见血的风格在日记中简短地记录某些片段，刻画出个人及公众对战争的恐惧：“战争之剑无疑悬于每个人的头顶。某种可以察觉但无法言表的冲突。德军与波兰海军在但泽自由市交战。波兰人此刻的遭遇在我的房中回荡。一切都处于未知。然而我们必须习惯这一切。工作，工作，我告诉自己。”伍尔夫通过这年开展的工作对一直以来探索的观念做出回应:自我的本质，了解他人的不可能性，文化对市民的影响，父权体制的暴力，艺术(以及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历史感而非爱国主义的团体观念。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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