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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尽管我知道你有一天终会存在于某一时刻。我在这种意识中，一直在久久地等待着你。……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你无法对我说这些，因为你生命的诞生仅仅是一团勉强形成的细胞。也许，它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可能。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这是对你的恐惧，对突然把你从虚无中抛出，让你附着在我身上这样一件事情的恐惧。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尽管我知道你有一天终会出现。我在这种意识中，一直在久久地等待着你。但我仍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要是你根本不想出生呢？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是谁赋予你权利，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终日面对新挑战的战争。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不过他的狂热崇拜是预献给未生者的。他并未将它献给已经在世的人们。狂热崇拜生命，其实只是一种夸夸其谈的辩术。就连他那一个孩子并不是一颗烂牙的高论也不过是要小聪明而已。我相信我的同行参加过战争，开过枪，杀过人。可那时他却忘记了，二十岁的人也是孩子，而不是一颗烂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残害婴儿的方式比战争更罪大恶极。战争是推迟了二十年的群体杀婴。而他还是接受了它，以许多崇高的名义来接受，却从不对它运用一番他那统一连续体的理论。即使作为科学家，我对他那统一连续体也不屑一顾。否则，每当有一个卵细胞没有受精就死去，每当两亿个精子未能接近并刺穿卵膜，我就得为它默哀悼念。更糟的是，就算卵细胞受精了，考虑到只有一个精子刺穿卵膜而让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精子败北而殁，我也得默哀悼念：它们也是上帝的创造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的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要是你根本不想出生呢？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是谁赋予你的权利，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上来？为什么？” 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终日面对新挑战的战争。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痛苦的代价。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但我仍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是谁赋予你权利，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孩子，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我怎能知道把你遗弃将会更好？怎能认为你的确不愿意返回沉默？你无法对我说这些，因为你生命的诞生仅仅是一团勉强形成的细胞。也许，它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可能。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他们是因为威武而赢得战争，抑或因为赢了战争而威武？他搞不清楚了，只记得昔日自己在中国军队里感受不到这份自信。他想象眼前的一张张日兵脸孔变成了药王坚、书生亮、烂赌祺、哑仔宏，那些战友，跟日兵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或曾经都是，如今却都不知身处何方。如果他们仍然活着，会不会跟陆南才一样站在某城某处，扯起笑脸，对日兵哈腰鞠躬？陆南才暗暗渴望会是这样，一旦相信所有人都会这样，再严重的事情都会变得轻盈，因为大家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更低。
    马家辉 《龙头凤尾》
    城外烽烟日渐浓烈，战争明明要来了，却无人确定何时会来，仿佛有一群凶神恶煞的强盗在门外围站叫嚷，随时破门闯人，屋里的人若能如常过活，纯粹自己欺骗自己，未来早已渗透到当下的每一秒钟，未来的巨大的影于压到当下眼前，把人心压得沉甸甸，仿佛所有现实皆是梦境，而所有梦境都像现实。张迪臣每回把陆南才压在胯下，便有种充实感，陆南才是龙头老大，但没有他在背后撑腰，这个龙头老大便是个屁，他是他的成就，摧毁他便是摧毀自己，而一个敢于摧毁自己的人便是一个什么都不恐惧的人，不恐惧战争，不恐惧日军，不恐惧一切一切。张迪臣在自我摧毁里感受到无比的满足。
    马家辉 《龙头凤尾》
    这种情况发生在任何人类归属感丧失的时刻，即当人们只是为他人而活或与他人为敌的时候。例如现代战争中，人们参与行动和使用暴力手段，只是为了达到有利于自己一方或者有害于敌人一方的某个目标。在这些情况下，言说蜕变为“空谈”，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不论是用来蒙骗敌人还是以宣传蛊惑人心；这里，话语不揭示任何东西，彰显来自行为成就本身，但这个成就像所有其他成就一样不能彰显“谁”，即行为人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身份。而无名的、没有一个“谁”相伴的行动，就是无意义的行动。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纵然盟军侵犯了《海牙国际公约》，可是在法律层面并未对之展开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实际不过是胜利者的法庭。而且，用更早前奥托·基希海默尔的话说，“纽伦堡审判书墨迹未干”，这个在赢得战争后启动共同事业的国际联合体就已四分五裂。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威本就不令人信服，这样一来更是大打折扣。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盟军犯有战争罪行，但是这些罪行未被提及或起诉。对此，那个最明显的原因既不能构成唯一的，大概也无法构成最有力的理由。此外可以公平地说，纽伦堡法庭在对德国战犯进行宣判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涉及“你亦如此”的指控。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人人都已知道，随着侵略武器技术的发展，接受“犯罪性”作战已在所难免。《海牙国际公约》对战争罪的定义是基于对士兵和平民、军队和后方家园、军事目标和不设防城市的区分，而今，恰恰是这些区别不再有效。于是，在新形势下，仿佛只有能够证明不含任何军事必要性，且故意以非人道为目的的行为，才被宣布为战争罪。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正如希特勒已经正确预见到的，就是战争这个简单的事实。艾希曼反复地说，对待死亡有“不同的个人态度”，如今“尸横遍野”，到了这样一个世道，人们对于死亡根本无动于衷，哪怕是对自己的死亡也一样，因为“我们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当我们发现第二天自已还活着，我们常常诅咒怎么还没死”。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最终解决”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理由很简单，东部犹太人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已定了下来。屠杀波兰犹太人，这一决定并不是希特勒于1941年5月或6月（最终解决令的日期）作出的，而是在1939年9月（就已下定决心的）。……早在1937年11月，希特勒指出，他并不是要征服异族，他想要的是在东部为德国移民准备一块“无人之地”。……针对东部犹太人的措施，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且还是一个广泛性人口政策的主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德国人赢得了战争，波兰人将遭受跟犹太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集体屠杀。这不仅仅是个猜想：德国的波兰人已经被迫佩戴胸章，只是以字母“P”取代了犹太大卫星。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在德国，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没有哪个独立组织或公共机构不曾卷入犯罪行为或交易。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无疑，反对希特勒的这些人最终都赔上了性命，经受了恐怖的死法。他们中许多人勇气可嘉，但是触动他们的并非义愤或其他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动机仅仅是，他们确信战争会失败，德国要毁灭。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两名农村子弟在战争末期被召入亲卫队，但他们拒绝签字，最后被判处死刑，处决当天在写给家人的诀别信中写道：「我们两人宁死也不愿背负这麼可怕的良心负担，我们知道加入亲卫队要做什麼。」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大约一年半以前[即1959年春天]，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熟人告诉我，一部分德国青少年感到背负罪责…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听到人类首次登月的消息一样，是个里程碑。它也成了我内心世界的一个关节点，四周弥集了许多想法。出于这些想法、这种认识，当我确信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间谍、被追捕令或搜索令所包围的时候，我拒绝通过逃亡或类似手段逃脱制裁…我拒绝一逃再逃，因为我心想，现在不能消失，特别是在被有关德国青少年负罪感的谈话震撼过之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快、一到这儿就写下书面声明的原因。我在其中明确地说，假如一定要最彻底的赎罪行动，那么我愿意公开被绞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去减轻德国青少年的罪责负担；毕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以及父辈在上次战争中的行为，他们无能为力。”然而，之前他总是说“这是强加给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当然，这一切纯属假大空。谁阻止他回国自首了？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他认为德国法庭尚且缺乏处理他这类人所需的“客观性”。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有这些手执大权的机关单位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对于他们的受害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竞争精神，当然激励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组织，直到战争结束，这精神仍然存在，只是现在起的是反作用：每个人都渴望通过牺牲别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组织脱罪”。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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