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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哈伯却火冒三丈地打断了他:“育儿中心是你的创意,不是我的!我只是像往常一样,在暗示中简单概述了你做梦时需要的东西;我也试着暗示过其中一些事情的执行方法,但是这些暗示似乎从未被采纳过,要不就是被你那该死的初级思维过程扭曲得面目全非。你用不着对我说,你抵制和反感我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你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我迫使你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被你抵消了,你做梦时会设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正是那些迂回或愚蠢的法子让你陷于瘫痪。每一次,你都想要后退一步。你自己的驱动力完全是消极的。要不是你做梦时处于强有力的催眠之下,几个礼拜前世界就已经被你化为灰烬了!看看你和女律师出逃那晚差点做了什么——”“她死了。”奥尔说。“很好。她对你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不负责任的。你没有社会良知,也不具备利他主义思想。你就是个道德水母。每一次我都要在催眠时向你输入社会责任感,每一次都被你阻挠了、毁掉了。育儿中心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认为,核心家庭是神经质人格结构的主要塑造者,在理想社会里,有些办法是可以改变它的。可你的梦却只抓住了那些对它们最粗陋的解读,将之与廉价的乌托邦思想又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反乌托邦思想混为一谈,然后造出了这些中心。尽管如此,这也
    厄休拉·勒古恩 《天钧》
    一个人拥有财产,就有了责任。
    安德烈·纪德 《田园交响曲》
    继续着昨天下庐山时的思考。所谓看所谓认识,都是以身在事中为前提的。身在事中,说的还不是“体验”,体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认识为归宿的,在却是迷,身在庐山中就是迷在庐山中。着迷才有关切。Sorge这个词,本来译成“关切”要好些。不过熊先生译做“烦”,自有译做烦的好处。因为烦不从认识来而恰恰是从身在其中来,即从Geworfenheit的关切来。而烦之为体认,就和抽象认识不同,而更近乎智慧。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未必是我现在所想的这层意思,但我们似乎经常过分强调了智慧高远宁静的一面,而不曾悉心体察智慧和烦恼的联系。须知本真的生存并非遁人方寸之间,也非遗凡尘而轻飏。沦落于大千世界,自不免操持百业,逐人高低;就算收心得道,忘却营营,仍须要挺身立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说什么出世、无为,总还是在世,总还是无不为。人生在世,究竟脱不开这个烦。而烦之为烦,就因为人生总不是个定型的局面。今日了悟了,明朝复又执迷;或竟不如说不着迷就没有了悟。人生之谜因此就不似一个方程,求出了根就可以摆在那里。思领悟在,并不断领悟在;思跳不到存在之外去作结论,反倒执意寓形宇内,寓身于万象,从而把万象保寺在真如境界之中。 13:45将及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观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 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臣斵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 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
    梁启超 《李鸿章传》
    ……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
    梁启超 《李鸿章传》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年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及洪、杨之发难也,……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起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即使李
    梁启超 《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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