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世事尚为混乱。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思想、形式和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以及同一切现存事物相抵触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流行开来,由于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贫穷或无知,或者因为他们很知足——因此相当一部分的意志消散在空气里。那么,也可能在某一处这种稀薄的意志和自我意识浓缩,凝结成块,就像微小的水珠汇聚成一片片云雾那样。这种块状物,出于偶然或者出于自愿,遇上一个空缺的名字和姓氏,在当时虚位以待的姓氏宗族经常可见,遇上一个军衔,遇上一项责任明确的职务,而且——特别是——遇上一副空的铠甲,因为没有铠甲,一个存在着的人随着光阴流逝也有消失的危险,我们想得到一个不存在的人将如何……阿季卢尔福就这样出现了,并且开始追求功名。
思想的广度与学识的深度决定事业的宽度。
沈括 《梦溪笔谈》0
沈括 《梦溪笔谈》0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 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说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0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0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幺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做出表什幺态、投什幺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电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那一个党派的,他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幺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太强的“党性”,这个议员就要冒被他的选民所抛弃的危险。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像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幺区别,检方和辩方就象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幺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幺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擡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犯规的行为。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当然,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这真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的后面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一步分析,可见,证明了它是伪造的,任务才完成了一半。……作伪的理由不胜枚举,要想把它们全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幼稚了。历史学家旨在使人类更为明智,他当然要记住,所有这些理由事实上都是不合理的(诚然,说谎一般来讲是出于自私和被抑制的欲望)。………………但生活告诉我们,历史也多次证实,弄虚作假就像一张网,每一个谎言都会带出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互相帮腔。这就是为什么出名的伪造事例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就像坏疽一样蔓延,就本质而言,一次作伪必诱发另一次。…………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细节,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却天真地企图做到这一点。明白了这些,不管我们的思想有多么僵化,对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所玩弄小把戏的真实性,还能抱有多少幻想呢?这些史著所描绘的无非是作者同时代的人想当然的战斗背景罢了,它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却不是那些爱好绘声绘色描写历史的人原本所希望传递的信息。…………而且,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先入之见在起作用,许多传闻早已给人们造成德国人狡猾的印象,而德国人也确实很狡猾,这类传闻正好迎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有时其效果也会与设计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有一位目击者曾直截了当地说:“战壕里的士兵普遍认为,除了印刷品上写的,什么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任何印成铅字的东西,……这种做法简直可以超过任何胆大妄为实验者的幻想,使几百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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