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甚至不可以一股脑全推卸责任给共和国的前任领导者们。因为那也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个人的致富一样需要外部条件,需要机会。中国从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和机会。正如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时代,中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
这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吗?我并不比她更想要一个孩子。就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活就由一连串他不想要的事情组成。他选择了一份无聊之极的工作,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任何一个有家的男人一样可以负起责任;搬进一间价格过高的高档公寓,是为了证明自己信奉有序和健康的生活;要了第二个孩子,证明第一个孩子不是个错误;在郊区买下一处房子,因为那是一般人生活轨迹里下一步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他则证明了自己也有能力这样去做。
理查德·耶茨 《革命之路》0
理查德·耶茨 《革命之路》0据说,有个大笨蛋就是这么干的。他大谈哲理,谈到后来,终于否定了一切,一切,甚至否定切正常而又自然的人的责任的合理性,最后他终于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下了个零蛋,于是他便宣布,人生在世最好的东西是氢氰酸。
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
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他依然相信存在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虽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总算是保护他避免受到犬儒主义精神幼稚病的影响。我可以这样解释:再没有比犬儒主义者更幼稚的了。因为他不顾一切地相信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无法放弃在孩童时代被灌输的蠢话,于是他采取了相反的态度。“生活是妓女,我不再相信什么,我会一直享受直到恶心反感为止。”这是受挫的、头脑简单的人说出的话。
妙莉叶·芭贝里 《刺猬的优雅》0
妙莉叶·芭贝里 《刺猬的优雅》0你在美国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是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是,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辛普森的律师团,在辩护策略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面对检方的强有力证据,有人考虑到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提出打“种族牌”,以期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也是正常的和意料得到的。但这不是正直和光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证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你也许会同我,那幺到底这张牌是不是起了作用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以及有关这信文章和周围的人发生的讨论。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 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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