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句子 | 关于历史的句子 | 描写历史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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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独立时的十三个州里，大部分州的奴隶制的废除，就是白人、富人，甚至是奴隶主们，经过理性反省，决心通过他们手中的立法权，从法律上解决黑人奴隶问题。也就是亲手通过立法程序，将自己的一份重要财产化为乌有。他们中间哪怕是最激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代表，都是如此。看到这段活生生的历史，我发现，原来人类的历史并不见得都是我们一向以为的，仅仅是“唯利”或者说“唯物”在那里驱使和推动。这个时候才觉得，人类历史还真是有那幺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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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做“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做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然而，你必须承认，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各个地区和区域，对于人性的醒悟程度是不同的。从美国一开始试图解决历史遗留的奴隶制问题开始，就不断遇到这个“民主症结”或者说“自由悖论”的困扰。因为，像极端南方这样的地区相对封闭，思维方式总是固执和狭窄的。可以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它就是固守原有的状态，不思醒悟。在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因为，假如代表着美国思想主流的北方企图超越区域自治的原则，予以强行干预的话，那幺，如何干预是非常值得斟酌的。一旦干预不当，自己所确立的民主理念就可能先被自己打破了。甚至进入“自由悖论”，即，为了维护少数人的自由，反而“侵犯”了那里大多数人的“自由”。为此，美国的极端南方从奴隶制时代起，就振振有词地站在那里，抵御来自北方的“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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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脱开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样的讨论，看看“非暴力”到底是怎幺回事。“非暴力抗争”当然和战争或是个人对付抢匪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的条件下，一部分民众争取自己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推动不被接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暴力还以暴力，总是最早最本能的反应。只是当人们把以暴力反暴力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也可能结果是暴力对暴力，仇恨加仇恨，血流成河，打成一团。这时，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仇恨和鲜血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幺维持理性，就十分困难了。而原来有着合理要求的一方，也可能在杀红眼睛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目标，迷失了自己。事实上，在当时美国一些从未实行过种族隔离的大城市，反而在那个时期黑人暴乱此起彼伏，而暴乱总是以抢劫伤害无辜者的一团混乱告终。不仅没有推动制度的改革，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且还在暴力中深深地毒害了自己。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像打架双方扭成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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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以后，当这个世界上，提倡“非暴力”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美国的这段历史，体味一下这里面究竟差别在哪里。从马丁·路德·金的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同步的对于人性醒悟的信念，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终将经历“从猿到人”，相信他们的良知终将被唤醒。可是，在一种邪恶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你也确实难以使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以暴力反暴力，非暴力在最终又演化为暴力，潮潮不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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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立法问题上，迄今为止一直存在这样的状况。那就是，不论是国际间的协议，还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大致不出乎两种状况。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另一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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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腻。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幺，这个社会的整个基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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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北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幺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我刚才和你谈到的美国南方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众私刑，就是一例。“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你我也都并不陌生。从希特勒手下一呼百应，把显然是少数的犹太人送上灭绝之路的广大亚利安德国民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其普遍的，几乎成为生活日常景观的民众私刑。甚至在习惯了以“平民愤”为“杀之依据”的时候，人们能够熙熙壤壤、喜气洋洋地挤在被送上革命祭坛的死闪犯的游街车前围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大民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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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肯尼迪总统生前提交到国会的《民权法》几经周折，最终被参、众两院通过的一年。1964年《民权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以联邦法的形式禁止在社会公共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种族歧视，标志着美国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从建国起就延续下来的种族问题。从此以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拥有了和白人完全一样的平等权利。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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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像打架双方扭成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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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北战争以来整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岐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推崇和认可的多数人的统治，假如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假如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假如不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幺，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畸形恶果。我刚才和你谈到的美国南方在历史上发生的民众私刑，就是一例。 “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你我也都并不陌生。从希特勒手下一呼百应，把显然是少数的犹太人送上灭绝之路的广大亚利安德国民众，到“文化革命”中，极其普遍的几乎成为生活日常景观的民众私刑。甚至在习惯了以“平民愤”为“杀之依据”的时候，人们能够煕煕攘攘，喜气洋洋地挤在被送上革命祭坛的死犯的游街车前围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大民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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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场内战的“千古罪人”。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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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症结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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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一开始就采取林肯的做法，南方的民众暴力是否会发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在强硬派推行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们原先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的。他们交出去的那个“南方”，远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重建”之后的模样。南方还是南方。...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整个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原来被战争所毁坏的契约社会的状态，那幺，你也许可能强行建立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但是从长久来看，麻烦可就大了。且不说成果能否守住，接下来大家都以非常状态当做常态，失去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幺，此后可能就是一场革命接一场革命，也可能就是一场混乱接一场混乱，永无宁日了。这就是为什幺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林肯总统，在他的《解放奴隶公告》中，提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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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文化大熔炉”之类的说法听上去是简单的，甚至给予远距离观望的人一种审美上的幻觉。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大熔炉”里，却有一个怎幺活法的问题。...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差异依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所形成的社会焦灼、冲突和不安定，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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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逐步理解，他们的建国者们是一些多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站在最贴近地面的朴素的人性基础上，却远远站在历史的前面。林肯总统还引用了他以前演讲中的一段话：“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有奴隶制的州里，干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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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更的镜子里、看到自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联边断而丑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幺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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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思是，如果火车有一等车厢，那幺，有一节白人的一等车厢，就必须有一节有色人种的一等车厢，以此类推。然而，不同种族的人的座位与车厢不能互串。这样，白人有一等车厢的座位，黑人就也有一等车厢的座位。你说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是反过来白人也不能去坐黑人的座位。所以，这就叫平等的。但是，是分离的。如果有人违反，该法案也授权执法人员有权干涉。所以，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布莱西是否违法，而在于这条地方法是否违宪。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像KK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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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持续它原来的历史问题。黑人在南方一开始是奴隶，在奴隶制刚刚结束的时候，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漫长的种族隔离，继而产生了深一般的种族心理隔闯。而南方又一次KKK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延续。然而，北方也发生的KKK呼应，却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的开端。因为，北方已经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社会，以白人为主的文化，开始受到多种文化的挑战，在工业开始发展的“转型期”的社会，各色人等都有可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一试身手。少数民族及新移民的犯罪率也与日俱增。这些都会引起原来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的困惑，更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教育的白人出于本能直觉的不满。你知道历史上美国的KKK都是一些什幺样的人参加的吗？都是一些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的工人和农民。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南方的KKK是一个南方种族隔离、种族隔闯历史的延续，而北方的KKK的起步，却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种族融合共存社会中，文化冲突的第一次强烈反映，这种冲突至今尚存，没有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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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认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力。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们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力。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时刻，就是弗吉尼亚必须以不情愿地离开美国，来表示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立国原则的尊重。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这个州一贯的坚持理性的传统。就像罗伯特·李，当他离开联邦军队，回到南方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奴隶制的问题（他从来也没有赞同过奴隶制）,也不是赞成不赞成联邦分裂的问题（他也从来都没有支持过联邦分裂）。他所面临的，是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作为一名军官，他必须选择站在战争正义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许多弗吉尼亚人一样，他们认为，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但是，可以选择和作出决定，是一个州的民众的权利。同样，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联邦都无权因此去对这个州动武。因此，就战争而言，李将军不认为正义在联邦军队一边。可是，当他一站到南方一边，又像是跳进了一口泥潭。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洗清与极端南方相连的奴隶制的污泥浊水了。即使在战争过去之后，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南北战争研究中，人们也很难把这样一个第三力量从南方剥离出来，认真地考察他们的悲剧和思维逻辑中的合理性。因为，战争创伤形成的血痴，已经把他们和南方死死结在一起。更因为，他们的理解和诉求是超前于历史的，甚至，美国这个联邦建立的原则本身就是超前于历史的。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逐步理解，他们的建国者们是一些多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站在最贴近地面的朴素的人性基础上，却远远站在历史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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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并不认为林肯总统这样的表态是虚伪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僧恶奴隶制，合法地尽一切努力去达到废奴是一回事，但是违法地去发动一场内战，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从来没有人因此怀疑林肯总统对于奴隶制的僧恶，就如同当时没有人认为，他因为僧恶奴隶制就会去违法地攻打南方一样。它“速战速决”。南北战争像是一辆无法控制的战车，隆隆地轰响着自己向前滚动。枪炮船舰都在“自觉地”改进，自动地创造了无数“奇迹”。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平射炮、地雷、水雷和潜水艇。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气球空中照相的侦察技术。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整个美国，连同海防队在内，一共只有九十艘战舰。开战的时候，当然全部都在联邦军队一方。南方根本没有海上力量。可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联邦军队已经有六百多艘战舰，南方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海军。来复枪也在南北战争中由联邦一方开始使用，命中率大大提高。可是，当时的阵地战还完全是拿破仑时代的战术。当我们来到弗吉尼亚的一个个古战场，我们发现，双方战线的距离是那幺近，人们密密地排列射击，可想而知，当枪械更新的时候，带来多大的杀伤力。尤为悲惨的是，当时的医学发明却远没有跟上。人们还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也没有更多的消毒的知识。所以，非常简单的外伤就会导致无可挽救的死亡。无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碾进了这架战车的车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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