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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容词，就是“negative”和“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可能有人要问，摆脱障碍不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二者是一回事儿呀，有什幺区别呢？当然有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想被抢劫，并不等于你已经决定了要把手上的那笔钱花在哪里。你要摆脱一种外来的干涉，并不需要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比如你下决心要去健身房锻炼，却又总是犯懒，一下班就不想动了。你想，反正也没有人催我，玩20分钟手机再去锻炼吧；结果玩了两个小时，最终也没有去健身房。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滥用了自己的消极自由，也没有实现积极自由。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自律给我自由”，这里说的自由，就是克服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实现积极自由。如果你的目标是...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思考题伯林曾经给俄国文学家分类，说普希金是狐狸，而托尔斯泰是刺猬。如果要你来分类，对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你觉得哪些人是属于狐狸，哪些人又是刺猬呢？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思考题你了解20世纪的西方历史吗？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原因又是什幺呢？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然而，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韦伯是怎幺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春节时会大规模返乡。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不自然的，有违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大量劳动力被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起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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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法这是，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正视这些真相，了解这些真相，我们才能不为简单的利弊所困扰，而是诚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成年”。现代世界或许荒凉但韦伯要让我们在清醒中保持坚强，或者说，由于清醒才能获得真正坚强。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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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个反讽的现象出现了。虽然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主流，并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却不断遭受新的挑战。只要你对西方媒体稍有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在公共舆论界还是学术界，始终存在着对自由主义的尖锐质疑和批评。近年来，宣告自由主义正在衰落，甚至已经死亡的言论更是不绝于耳。那幺，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不是已经奄奄一息，只是垂而未死呢？其实不然。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言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读过一篇2019年发表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两位教授，题为《自由主义的多次死亡》。这篇文章对谷歌收录的3000万本以上的图书做了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到了1920年之后，几乎就在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从来不死，而保守主义只是偶尔死亡。一种思想，怎样才算是死了呢？我认为就是它不再能够成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南，只能进入博物馆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自由主义不断被宣告死亡，恰恰表明它还活着，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心存许多深刻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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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福山说，是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福山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政体，认为自由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地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尊严和价值感。因此这种政体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这就解释了经济发展会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 到此，福山完成了三个环节的推论，论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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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的来临看作西方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古今之变”。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关键本质的话，那就是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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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P288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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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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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的兴衰——“循环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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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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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P145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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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一节做了概念辨析的工作：“现代”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告别过去，开创未来是它最鲜明的特点。“现代化”这个术语主要是指现代历史变革的过程，启蒙理性主义是推动变革产生的关键思想因素。而“现代化”的结果造就了现代世界，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现代性”就是用来指称这些特征的术语。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毕竟，在伯林看来，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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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伯林是，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容词，就是“negative”和“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 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拜托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可能有人要问，摆脱障碍不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二者是一回事儿呀，有什幺区别呀？ 当然有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想被抢劫，并不等于你已经决定了要把手上的那笔钱花在哪里。你要摆脱一种外来的干涉，并不需要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你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了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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