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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怎幺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前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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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丛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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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韦伯绝不是要提倡悲观、他恰恰是要破险悲观主义。在韦伯看来，悲观主义恰恰是盲目乐观主义造成的。我们最需要担心和警棉的那种悲观，隐意在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盲目乐观之中：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可以无所不知，科学可以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盲目的乐观被现实打碎之后引发出的那种极度非观才是我们要警惕的。韦伯希望做到的是什幺？韦伯为我们描述了现代性的底层机制、现代化的丰功伟绩，同时又指出了现代性的冷酷、现代化带来的弊端。我们搞明白这些机制和弊端不是要驺入悲观，而是为了“了解真相”。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本章最开始，我们谈到过韦伯的那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演讲中，韦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乃是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项既成事实、无法逭避、而只要我们忠于自己，亦无从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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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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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的因素与思想观念的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导致了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被称为“现代化”。所以，现代化” 的一个主要含义，就是指从古代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对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时间起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大致都同意，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现代化趋势，到18世纪中叶达到了高峰，现代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简单地说，现代化的结果是西方形成了现代社会，出现了现代人。也许你会觉得，这幺问答不就是把同一句话换了种方式说了一遍吗，没有真正回答问题啊。其实我想和你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变革过程具有多个方面，涵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也成为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被称为“现代性”。而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主要用于美学领域，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指西方经过现代化之后，文学艺术等作品出现了新颖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说，现代主义是现代化的美学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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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在古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当下的时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幺新奇之处，也就不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古代世界，包括中国，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许多直接的自然经验都和人们的这种感受相吻合，比如日复一日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王朝的由兴而盛、盛极而衰的更替…这些都对应着循环的时间意识，它们在学术界被称为 “循环历史观”。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敏感。“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这种新的时间观念非同小可，带来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当下的时代”，也就是“现代”，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否定甚至决裂的态。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在这种时间坐标中，社会是丛低到高、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发展的，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所谓线性进步的历史观” 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现代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人们开始怀疑并且挑战传统，自觉地面向未来、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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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首先要意识到，一般谈论的理性和这里所说的“启蒙理性主义”有相当大的区别。古代社会当然也重视理性，但古代同时也注重人的其它各种能力，包括信念、情感、感受、直觉、冥想、猜测和灵感等。理性与人类其它的能力处在较平衡的相互联系之中。只有到了欧洲的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才把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成为划分“光明”与“黑暗”的决定性标准。这里让我们做稍微深入些的学理分析，谈谈“启蒙”这个词的含义。启蒙的英语单词是“Enlightenment”,其中的词根“light”是光的意思“lighten'”就是光照，“enlighten”就是赋予光明。启蒙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赋予光明。把理性视为光明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特征。但这种思想不是突然来临的，它早在西方文明的源头，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就埋下了伏笔。你肯定听说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那个“洞穴寓言”：从小就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有一天终于走出了洞穴，第一次看到了太阳，才知道洞穴中的一切原来只是虚假的幻影，阳光照耀下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太阳代表了理性，让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洞是西方“启蒙思想最初的原型。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传承，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发展为现代的启蒙理性主义。当时，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状态”。他还主张，启蒙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用理性来检查以往未经反思的信念，无论是神圣的上帝，还是威严的法律，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味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兴。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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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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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挑战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福山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2007年，福山在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挑战，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2014年福山发表文章，仍然坚特“历史终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辩论还有很多，这一节只能讲到这里。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福山仍然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就检验他的理论而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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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鸟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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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在1945年出版，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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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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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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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传承，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发展为现代的启蒙理性主义。当时，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状态”。他还主张，启蒙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用理性来检查以往未经反思的信念，无论是神圣的上帝，还是威严的法律，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他说：“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因此，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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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生活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月异的，那幺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第二，时间观念的转变，推动我们从“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认为当下以及未来要比过去重要。第三，和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是，“现代”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历史宿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现代就意味着崭新的重大变革，也可以被称作“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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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增长本身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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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2:首先要追间的是，“历史终结论”究竟是一个哲学理论，还是一个政治学理论？如果是一个哲学主张，只要逻辑自洽，你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理论，那就要接受事实证据的检测，而且必领是“可证伪的”。如果遇到经验反例，“历史终结论”都可以自圆其说，那它就“涉嫌”伪科学。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波普尔吗？他的证伪主义告诉我们，永远都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就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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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8:有一个你可能听到过的话题：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为历史上的罪责道歉？照理说，这是一个完全正当的要求，比如德国应该为二战时纳粹的暴行道款，德国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同样地，美国应该向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道歉，日本也应该为侵华战争道款。国家需要为历史罪责道歉，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还有人反对吗？还真的有。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就反对向原住民正式道歉，他说“我并不认为当代的澳大利亚人，应当为前辈人的行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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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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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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