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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 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例仲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醒我。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软：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我们都在家里时，地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干。”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瘸一瘸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烊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在老董瘸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咏秋穿着大街上常见的典型环卫工服，黄色长袖、长裤和反光衣，右胳膊上还别着一个类似红绿灯的发光体，提示车辆和行人。 她还随身携带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定位器，这是为了防止环卫工偷懒。“长时间不动会发出提醒，看看你有没有移动。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保洁们被要求，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见到租户要分别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您好。这让我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母亲见到的，向那些说过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的租户大概都是不会跟母亲有任何平等深入交流的陌生人一“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我不知道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对陌生人说出这些礼貌用语的，也许是怀着祝福的心情吧。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如我书中所写，即使如此，却只有深圳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些老年人。他们都在用“工作”，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与在工地上有明确的“清退令”不同，保洁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隐性的，有腾挪空间，可以协商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老人加入保洁队伍，深圳保洁员的生存缝隙在不断被压缩。我所认识的这些保洁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让自己有“工”可做，不至于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寻找机会，明确知道深圳只是赚钱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总在城市的边缘处。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到2023年1月13日母亲辞职，她工作的这栋写字楼共有八层是完整空着的。母亲工作的三层楼中，每一层都未能入驻满员。其中有半层自上一家公司搬走后，空置时间长达一整年。她2021年10月入职这栋写字楼做保洁的时候，一家做证券的金融公司开始搬家，等到她辞职，这半层依旧空着。她就是从这个半层空着的办公楼落地窗，看到窗外城市生活的风景。写字楼空置也令甲方忧心。所以有客户来看场地，物业就格外热情。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三令五申：不允许保洁员私自去空置楼层，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和罚钱。夏天的时候，一次，物业带着客户来看房，好巧不巧，不知哪位保洁员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一条裤子正随风飘荡。客户没说什么，但房子没看上。物业马上查出来是负责男厕所卫生的保洁员林大伯干的。林大伯是湖北人，六十七岁，在深圳做清洁工作有二十年了，仅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就已长达八年。当天下午，林大伯就被开除了，并被罚了1000元工资。面对质询，林大伯给的理由是，铺地毯时太热，衣服汗湿了，便晾在那里。实际的情况也许更复杂。那段时间为了防止保洁员被封在宿舍，公司要求住宿舍的保洁员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等带到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林大伯也被这样安排，这件衣服应该就是为了方便，洗后晾在空置楼层的。被开除后，林大伯在附近小区的车库又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地下车库没有空调，干了三天，太热了，他没要工资，另寻机会。几天后，他在附近银行大楼找了一份刮玻璃的工作。2023年春节，他留在深圳，没有回老家。林大伯的妻子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与他同岁，上连班。没做保洁前，他的妻子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现在，她的岗位是打扫写字楼外围，丈夫被开除后，她仍旧留下来继续做。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了个潮汕人，在深圳做钢琴培训老师，因为疫情，生意惨淡。女婿没有正式工作，林大伯心疼女儿，但也无力额外资助，因为儿子的情况更令他操心...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随即而来的工作，让他很快进入了一天天坐班的日子，身体上的不舒服逐渐被克服和忽视。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对时间的流逝麻木，他想找一件有刻度的事。他曾经在工位上放置一个红苹果，故意不吃它，想看看时间如何在一个苹果上起作用。他看着苹果皮起皱，果肉萎缩，直到水分蒸发干净，变得坚硬。三个月过去了，同事走过来提醒他：“你的苹果都烂了，怎么还放在桌上？”他没有说什么，把这个深红色的硬团扔进了脚边的垃圾篓。“我抵抗不了重复的命运。”他再没有刻意做过类似的事。
    张小满 《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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