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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年龄制相比，身高制还有一个明显优点，就是其更能直接反映出个人的身体发育程度和健康状况。1所以秦国在有条件掌握民众年龄的前提下，仍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身高作为起役的标准。到了制定睡虎地秦律的时期，秦国在征派徭役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年龄因素。前引《仓律》规定，两名“丁龄”的自由民可以赎回一名成年隶臣；一名“丁龄”的自由民能够赎一名“免老”的隶臣，或者一名五尺以下的小隶臣或隶妾。律文特别标出“丁龄者”，无疑看重的是其年龄背后蕴藏的实际劳动能力。
    张荣强 《从户版到纸籍》
    口数统计中只分男女和奴婢，显然，依附于主人的客在法律上仍然是被计入男、女的自由民。这就和秦汉时期的私属身分一样。尾形勇、堀敏一过于强调史籍中良、贱用语出现的时间，很容易让我们困惑于这些词语究竟是宽泛的社会等级观念还是明确的身分制度，同时也无法说清秦汉时期庶奴身分与后世良贱身分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制度往往落后于观念的产生。如以本章讨论的奴婢为例，至少王莽以后的统治者就有奴婢是“人”的观念，但直到魏晋之际，奴婢才被以“人”的身分纳人户口统计。
    张荣强 《从户版到纸籍》
    前四例缴纳的是“租税杂限米帐”中的“税米”，最后一例属于“杂米”中的“田亩钱布贾米”。除了这批帐簿记载的仓吏受米时间，我们更关注仓吏将收到的这些米计人了哪年的帐簿。上举木牍中，州中仓吏将嘉禾五年（236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收到的759斛2斗5升米总称为“五年租税杂限米”，在总额下又逐一条列其中有“五年税米”若干、“五年租米”若干，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米都被分门别类地记到了嘉禾五年的帐簿里。不仅上举木牍，《竹木牍》收录的其他7件嘉禾五年州中仓领受米帐的表述方式无不如此。同样，我们熟知的嘉禾四年（235年）尤其是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莉中，也基本上记录的是临湘侯国民众当年十月至十二月缴纳的田租米布。这种官府在十月之后，仍将征收上来的稻米租税计入当年帐簿的方式，显然与战国以降“计断九月”的旧制有很大不同。
    张荣强 《从户版到纸籍》
    与秦汉八月造籍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编造日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引《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提到夏侯威的事可以作为岁首增年的例证，但占卜本就是民间流行的方术，这种增年方式未必符合官方标准。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后，我们对孙吴时期的户籍制度有了进一步了解。第一章中，笔者根据嘉禾年间临湘侯国搜括人户的时间及邻县民众占上户牒的事例，指出孙吴造籍日期调整到了岁末年初。西晋统一后，郴州简记载桂阳郡七月上计京师，显然户籍此前就造好了，东晋土断的时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三件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实物中，《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在三月，《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在正月，《北凉承阳二年（426年）十一月籍》在十一月。北朝史籍有两处提到造籍日期：一是根据《魏书·高祖纪下》的说法，北魏孝文帝改制时编制户籍的时间在二月，这显然是指整个造籍程序启动的时间；二是《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年间，文帝接受高频的建议，“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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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八月造籍的说法，除上引《二年律令》外，也见诸汉代人的注疏及东汉时期的史料。看来，整个两汉时期官府都在八月造籍。4秦及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这段时期，造籍时间在八九月，故民众是“岁尽增年”。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后，造籍时间没有变化；但正月成了岁首，就不能再说“岁尽增年”了。5
    张荣强 《从户版到纸籍》
    如果以上论证仅能说明“岁尽”与造籍时间重合，未能确证两者就是同一件事，我们不妨再来看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仓律》的规定：“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秦代按身高标准将刑徒分为“小”“大”两种课役身分，并据此发放不同数额的口粮，同出《仓律》就有“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小妾、春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的规定。“八月傅为大隶臣妾”，是说小隶臣妾并非在岁初，而是要等到八月著籍后，在官府看来才算完成了向大隶臣妾身分的转换。以身高为标志的战国时代如此，到了以年龄为标志的秦汉时期也是这样。《续汉书·礼仪志》“案户条”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十者，授之以王技，铺之摩粥。人十九十，礼有加喝。”“案比”就是造簿高车程王杜摩米的制度，至少可以追湖到汉代初年。年给七十云云、8明确说的是将著籍作为增年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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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社会早期，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统一王朝制定中央政策时端视北方情况而定，随着此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地位上升，制定中央政策的地域倾向性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由于历年制完全可以容纳北方粟谷的成熟时间2，在此情况下，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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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古代中央对地方的考课都是在日历年度结束即岁终时进行。秦汉“计断九月”，郡国做好上计簿后能够在岁末（十二月底）赶到京师参加考课和元会；西晋以岁终为断，又是如何在岁末上计中央的呢？其实这并非西晋一朝，而是此后所有王朝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唐代的解决方案。唐人习惯将当时的朝集制比附为汉代的上计，但学者研究指出，唐代朝集使的任务实际上只是携考簿入京应对考课和参加元会，地方长吏考簿中虽然也会涉及户口、垦田内容，但主要功能不在“上计”，唐代承载了汉代上计簿经济功能的是计帐。2与具有基础台帐性质的户籍三年一造不同，作为户口帐的计帐是一年一造。按照《新唐书·食货志》“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的说法，计帐是在民户申报的手实基础上依次攒造而成。民户岁末年初申报手实，地方编制计帐的时间在此之后，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也见到了“贞观十六年三月”三名里正共同编造的乡帐残片。至于计帐入省时间，根据《旧唐书·职官志》： 凡天下制敕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率以岁终为断。京师诸司，皆以四月一日纳于都省。其天下诸州，则本司推校，以授勾官。勾官审之，连署封印，附计帐，使纳于都省。常以六月一日，都事集诸司令史对覆，若有隐漏不同，皆附于考课焉。4开头一句话明确指出，唐代包括上计文书在内的公文书都是“岁终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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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吴造籍时间从原来的八月改成了岁末年初，进一步印证当时财政年度发生的变化。前面已经说过，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不适合稻作生产，孙吴政权作为江南“六朝”之首，如果仍遵循原来“计稻后年”的操作模式，不仅不利于树立江东自身的正统地位，更意味着统治者只有等到一年后才能掌握上一自然年度的租赋收入情况，也就失去了据此编制来年国用预算的意义。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落后，这一问题对统治者造成的困难不大、但孙吴立国江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稻九月成熟，官府经过三个月，到了十二月就是以将租谷征敛完毕。这样，孙吴统治者摒弃秦汉“计断九月”的旧制、转面采用俯台本地农业生产的日历年度作为财政年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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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但许多经济活动诸如官府远距离输送财物向刑徒发放冬衣等，要么无法确保在九月底前完成，要么其活动本身就需要跨越两个财政年度。睡虎地《金布律》对此做出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凄其输所之计，☐口□口口☐移计其后年”（简70一71），“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寞之，过时者勿稟。后计冬衣来年”（简90），就要等这些活动结束后再计入下一财政年度。“计断九月”以黄河流域粟作生产为依据，这一制度显然不符合江南的稻作生产。水稻成熟时间通常在九月左右，官府征敛入仓则更晚，孙吴《嘉禾吏民田家前》记载民众缴纳租米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十至十二月。对于广大南方地区来说，租谷的收入情况无法反映在当年的计簿中。睡虎地《仓律》对此也做了专门说明，“稻后禾孰（熟），计稻后年”（简35），稻谷的征收情况同样是记录到下一财政年度。秦汉时期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并非一回事，尤其是汉武帝曾改定历法，这就导致两者的关系前后有很大变化。秦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前岁首十月，其时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一致；这一时期的“计后”或“后计来年”说的是计入下一财政年度，同时也是下一日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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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的造籍日期经过岁末年初的不断调适，为什么最终确定在作为财政年度初始的正月，而非像以往那样放在财政年度之末的十一，十二男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值得考虑。一是表面上十一、十二月与作为算增年节点的元日十分接近，但由于官方与民间计酸方式的不同，两者实际上差了一岁，如果仍在岁末造籍，官方年龄就比民间年融整整“慢一拍”，前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赋役的大量流失。二是与魏晋之后财政体制的变化有关随着魏晋财政预算体制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计簿登载的赋税并套像秦汉那样是实征而是预征的，地方也并非在本财政年度结束后才编制计簿。粗反，因为实行财政预算，地方必须在本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将计簿呈报到中免。同时，为了给户部尤其是度支司留下编制预算的充裕时间，呈报工作往往要是前缀月完成。郴州晋简记载桂阳郡上计洛阳的时间是在七月，唐代则要求备地计帐在五月底报到尚书省，与此相应，地方官府也就要在年初编查计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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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情况就不同了。唐代造籍的标准时间是正月，但为了能赶上县令正月上旬赴州正式造籍，民户申报手实的工作需要在上一年年末进行。职是之故，唐代为造籍做准备的手实上申报的是来年数据，这就导致这一时期户籍上登录的最小年龄只能是两岁，不可能出现一岁。所以我们在唐代户籍中，可以见到许多登载两岁的例子5，却没有一例登载一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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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秦汉还是唐代，其赋役征除、赐廪养老、定罪量刑等都是以年龄为依据，准确地说，是以官方年龄为据。4唐代的著籍时间与民间的增年节点一致，无所谓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差异，但秦汉时期就不同了。秦汉时期户籍上的年龄来自民众自占，但民间是岁首增年，官方八月著籍增年，这就使官府掌握的民众年龄比民间的虚岁“慢半拍”。我们看一下新生儿的著籍情况。按照民间计岁的习惯，小孩出生时就为一岁，如果是八月以前出生的，他（她）在当年著籍时被注为一岁；若是八月以后出生，赶不上当年造籍，一转年他（她）就两岁，该年八月著籍时记为两岁。直到下一年再造新籍，官方才能掌握并使用新一轮年龄数据。如果不考虑新生儿的情况，官方与民间因增年时间节点不同而出现的年龄差异就是：在每年年初至八月造籍前，官方掌握的年龄比民间的虚岁小一岁；八月造籍后到年末这段时间，官方、民间年龄就统一了。明白了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差异，我们就可以解释史籍中有关汉代人年龄记载的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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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前期户籍三年一造，编造时间从造籍年的正月初开始，至三月底结束。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唐六典》《唐会要》造籍“起正月”云云，这里的“正月”是指县司赴州正式造籍的时间，和前面说的汉代八月造籍是从民户自占年算起不一样。我们知道，唐代从民户报手实后，还要经过里正汇总上报，县令貌阅核实、定户等等一系列基础作业，才能进入正式造籍的环节。如果正月上旬正式造籍，民户报手实的工作至少要提前到上年年末完成。
    张荣强 《从户版到纸籍》
    但是绝望的我怎么也无暇顾及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用手猛烈敲着扶手：“不行，我没办法…我也不愿意受人爱慕，如此被人所爱… …我没办法假装若无其事，再也无法自由自在大方调笑，甜言蜜语了我办不到！您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在那儿，在她的卧室里…她彻底误解我了。我对她只有侧隐之心，只有同情，唯独如此罢了，其他什么也没有！” 伊萝娜沉默不语，凝望出神，然后叹了口气。 “嗯，我打从一开始就对此感到忧心！这段时间，我隐约有所感觉…但是，老天啊，现在该怎么办？该如何委婉让她明白这件事？”
    茨威格 《心灵的焦灼》
    我知道，每一秒钟，正当我们嬉笑戏谑之际，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人正在病床上痰喘，死去，在千万扇窗户后面正躲藏着贫困，人们正在挨饿；正当我们嬉笑戏谑之际，世界上还有许多医院、采石场和矿井，在医院、机关和监狱里，无数的人正时刻被迫从事沉重的苦役，即使有人在无谓地折磨自己，别人谁也不会在自己的苦难之中感到轻松一些。我心里很明白，只要有人开始设想，在同一时间内，世上有什么样的苦难，那他定会感到室息，彻夜不眠，嘴角笑意顿消。然而使人惊慌失措、心灰意懒的并不总是那臆想出来的、想像中的苦难；只有人的心灵以同情的眼睛亲眼目睹的苦难才能真正震撼人的心灵。
    茨威格 《心灵的焦灼》
    决定出征前的四个星期，我在自我蔑视、迷惘混乱的绝望中度过，今日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比杀戮战场上的恐怖时刻，还令我胆战心惊。因为我相信，由于自已的懦弱，由于自己一开始体贴而后逃避的同情心，谋杀了一个人，一个唯一热烈爱着我的人。
    茨威格 《心灵的焦灼》
    一件难以比拟的事情现在即将结束，一个轻松得使人飘飘欲仙的时刻像云彩一样转眼消逝，一去不返。我自己第一次因为要离开这姑娘而心悸神伤，我像个恋人似的把我向这热恋我的姑娘告别的时间一拖再拖。我心里暗忖，要是还能坐在她的床边，一再轻轻抚摩她那娇嫩羞怯的小手，一再看着幸福的玫瑰色的微笑照亮她的脸庞，该有多好。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于是我只是飞快地拥抱了她一下，吻了吻她的嘴。接吻的时候，我感到她屏住了呼吸，仿佛她想把我呼吸的温热永远保留下来。然后我就向门口走去她父亲送我出去。再向她投去最后一瞥，再招手致意一次，然后我就走了，步伐自由自在、踏踏实实，一个人成功地做了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件劳苦功高的壮举，走起路来总是这样的。
    茨威格 《心灵的焦灼》
    一九ー三年十ー月，应该是有道命令从某单位不小心传到另一个单位，因为我们在亚洛斯卢的骑兵连，突然疾风似的被调到匈牙利边界的一个小驻防点。提不提小镇真实地名都不重要，因为一件制服上的两个纽扣不可能比两个奥地利乡下驻防地更相似。这里或那边的军事设施都一样：一座军营、一个骑马场、一个操练场、一座军官赌场，加上三家旅馆、两家咖啡、一家蛋糕店、一个小酒馆和一间破旧的歌剧院。在里面表演的都是被大剧院解聘的过气女歌星，她们也兼差替军官和一年志愿兵做温柔体贴的「服务」。无论何处，在军中服役意味着忙碌单调，每个时辰都是按照一百多年来钢铁般固定的规则分派勤务，休闲时间也没有多大变化。军官餐里全是熟悉面孔，听到的也是熟悉的对话，咖啡里打着相同的牌局、相同的台球。人有时不免讶异，亲爱的天主然愿意在一个只有六百或八百个屋顶的小城四周，布置另一个天空、另一番景色。
    茨威格 《心灵的焦灼》
    等！再等几分钟！几分钟！几分钟！一秒钟之内一个人就可以死去，一个命运就可以决定，一个世界就可以沉沦！为什么让我等，为什么让我等那么长时间？真不像话！这简直是让人受刑，简直是发疯！
    茨威格 《心灵的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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