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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格形成期正好发生在“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我们的精神成长深深地纠缠于对“重大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当时伴随着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热烈讨论,同样有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人生的路为什幺越走越窄?”的问题,对“文革”时期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生观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封读者来信,发表了30多篇文章,讨论持续了8个月之久。自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公共领域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影响如此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不觉地,人生意义问题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值得指出的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用学术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整全性”的思考,也期待一种整全性的答案。这种整全性倾向不只是由于人格成长对于“认同一致性”的需要,更为深刻的原因或许在于,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1949年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都提供了一套“政治/人生”一体化的整全性论述。在我们接受的正统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史、历史观、社会政治观,同时也是人生观。因此,当旧有的整全性论述发生危机的时候,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再被人轻易接受,但其整全性的论述结构仍然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对任何试图取而代之的后继方案都施加了一种压力:如果一个替代性论述没有提供对于政治和人生的整全性答案,似乎终归难以令人满足。 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不满,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晚近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取向,似乎将人生价值问题变成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自由主义的现代人似乎陷于无所依归而茫然失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的保守主义...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波普尔就是从这种问题求解的模式中,总结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他用这个词,是想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和理性的自我批判,或者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及其可错性。在科学领域,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三要素机制解释了科学知识成长的逻辑,同时拒绝了科学至上论。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就是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理念。这是波普尔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 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 你可能会说,人有主观能动性啊,我们的主观努力能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呢?而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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