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那种流行的见解一将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认为这终究是一种无所助益的过分简单化的划分方式。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两极之间，只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愿、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他用多种数据表明，就政府的花费与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欧美国家比中国在经济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只是就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而言，中国远高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但其形态千差万别：从新加坡的开明专制，到津巴布韦功能乱的暴政，以及丹麦平等主义的“保姆”国家。因此、今天真正的间题不在于究竟是要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来“挂帅”，而是什幺样的法律和体制是最佳的，其衡量标准不仅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而且同等重要的是以一种公民视为正当的方式来分配增长的成果。“我们时代的真正竞争不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以及处手西者之间的欧洲。相反是要争取达成正确的平衡一在生成财富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与分配财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