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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城市组的孩子近况都不算差。他们成长了,脱掉了少年时代的叛逆,说话彬彬有礼,行事老练,大多做着体面的工作,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一人高中去了加拿大,之后定居在温哥华,娶妻生子,和父母同住,做地产生意;一人继承了父母的工厂,发福了,但也变成了那种看起来可靠的人,他在节目里几乎一直在打电话,忙得不可开交;最不济的一人在深圳卖保险,除了没有结婚生子,似乎过得也还不错。他们聊起《遥远的生活》,都带着乐不可支的神情,仿佛上那个节目是滑稽的错误,如今他们再次接受采访,正是为了纠正当年的错误,证明自己并不如电视中呈现的那么骄纵蛮横,“只是走了一点弯路”。 画面转到乡村少年那边,就变成了另一个画风,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读完高中,两个女孩结婚生子,外出务工,湮没于一种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平庸生活,满脸中年人的疲惫。另一个男性受访者做了建筑工人,辗转各个城市务工,一直没有结婚…当初那些叛逆的城市小孩几乎都变成了普遍意义上的好人,而那些曾经收获过最多大众同情和眼泪的乡村少年,却像是失去了助推,只能顺着风飘荡,飘到哪里算哪里。当年的节目并没有改变大家的命运,只是记录下众人的生命轨迹,两组人,城与乡,富与贫,远与近,曾经不可思
    东来 《凤凰籽》
    不断地流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处境。在上海,我结识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普通话和体面的谈吐让我们不分彼此,但各自迥异的成长经历和方言,又仿佛让我们置于平行时空。迁徙者的身份是一层透明隔膜,让我们既能窥见彼此的生活,又永远隔着一道无形的边界。我在同龄人中体认到的这种割裂感,让我对奈保尔笔下的移民文学产生深切共鸣一《大河湾》我读过几遍,无论是跨越国境,还是跨出乡土,剥离故土的断裂、重塑身份的挣扎,我与奈保尔笔下的人物本质上并无二致。我们都是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在陌生土壤里艰难抽芽,一路丢弃方言、生活习惯,甚至记忆,只为换取一张“现代都市人”的通行证。 写作长篇时,我常想起那些消失在分岔路口的同龄人,我和他们短暂交集,打过照面,曾是玩伴、亲友、同学。他们中有人考取大学,有人从商,更多人继承父母辈命运,继续栖身流水线,在外地艰难揾食;但我们早早彼此失落,成为无言的陌生人,互不相认。城市化,是一代人的城市化,也是每个人的城市化。连续性被粗暴地切断,踽踽独行的孤独难以克服。 能戴上“小镇做题家”光环的终究是少数,而更多人连成为叙事主角的资格都没有。在怀想中,我得以深感自己的幸运:作为女孩,江西女孩,竟能幸运地被
    东来 《凤凰籽》
    什么叫生?是某一刻生命体的突然出现吗?还是从有受精卵开始?那生之前,“我”在何处?如果无限细分生的开端,我们会发现,其实无法为生找到一个绝对的时空坐标,我们只不过想当然地认为,在某个时刻,生命开始了。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强化这样一种看法:“我”作为一种生命个体,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即便我们也同时知道有衰朽与死亡。一旦这种认知被固化,就形成了一种顽固的自我感,佛教称之为“有”。 这种顽固的自我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悉达多继续思维,发现这其实不过是心的一种作用。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意识玩的一个心智魔术而已。著名的脑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曾在《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一书中,以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自我感其实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个错觉: 尽管我们知道,大脑组织由一大群决策中心构成,一个组织层面上进行的神经活动对另一个层面无法解释,而且和互联网一样,它似乎没有“老大”,可对人类而言,难解的谜题依然存在。我们人类有一个“自我”做出所有行动决策一这个信念始终挥之不去。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强大幻觉,几乎不可能撼动。这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悉达多看来,“有”不过是“(执)取”的结果而已。因为本就
    成庆 《人生解忧》
    “不想奋斗,奋斗给谁看?”一个人说,“我一个人,这点钱够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果哪天游戏打腻了,就在鹤岗随便找个工作。” “如果我放弃家庭,放弃亲情。反正一切都放弃掉。一个单身男人,开销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发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在比亚迪汽车厂工作过的男生说,“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我可以选择不要。” 我与学者袁长庚交流,他谈到对生活哲学的看法: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一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
    李颖迪 《逃走的人》
    我与学者袁长庚交流,他谈到对生活哲学的看法: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
    李颖迪 《逃走的人》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着,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的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
    李颖迪 《逃走的人》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 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一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李颖迪 《逃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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