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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变成了现代的领导科学,数学地位的这一提升与柏拉图没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高贵的科学,仅次于哲学,并且认为任何人如果不首先熟悉关于理想形式的数学世界,就不能被允许接近哲学。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即几何学)是进入理念天空的恰当阶梯,在理念天空中,单纯的形象(eidola)、阴影和可朽的物质都不再能干预永恒存在者的显现;在那里,现象得到了拯救(sozein ta phainomena),人类的感觉有死性以及可朽的物质材料都得到了净化。不过数学和理念形式并不是理智的产物,而是像感觉材料给予人的感觉器官一样,给予心灵的眼睛的。只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能看到对肉体的眼睛以及大多数未经训练的头脑隐藏起来的真实存在,或在其真实显现中的存在。随着现代性的兴起,数学不是简单地扩大它的内容或达到无限性,以应用于无限辽阔、无限增长和扩张的宇宙,而是不再和现象发生任何关系。它不再是哲学的开端,不再是大写的存在者在其真实显现中的“科学”,而变成了人类心智结构的科学。……现在,现象之所以能被拯救,仅在于它们能够被还原为一种数学秩序,而且这种数学运算并不是通过把人的思想引向在给定的感觉材料中显现的理想尺度,来揭示真实存在,而是相反,把这些材料还原为人类心灵的尺度……P211,P212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一切均证明,艾希曼说的是事实,还有虚荣心作祟,正如阿伦特指出的,他的良知总是阻碍着他。在所有对历史研究举足轻重的问题上,艾希曼的陈述都是有误的。这并非他故意为之,而是调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行事程序所致。他们把两千多份档案资料摆在他面前,其中还包括不尽可靠的证人证词,整个事件甚至还营造出一个固定形象;为了不让人们指责他的供述不可靠,这个形象反倒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他。由于艾希曼的陈述被镶嵌在预先设定的程序模式当中,审判错失了对历史进行启蒙的机会。检察机关完全无法想象,纳粹专政的灭绝机制竟然不是统一组织,相反,窝里斗的情形不断,且并无明确的决策过程。汉娜·阿伦特正确地指出:对于指控艾希曼对被占苏俄领土和波兰总督府的遣送活动负责,法庭的支持是错误的。不过法官们还是没有采纳某些言过其实的话,比如穆斯曼诺的证词——按照他的说法,艾希曼直接受命于希特勒。控方从心理层面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重要事件就连艾希曼也是间接获知,并且还高估了他所在的第四局B-4科的势力范围。根据鲁道夫·赫斯的著名供述,很显然,希特勒是在1941年7月1日下达的灭绝令;尽管这与证人的说法并不相符,但艾希曼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另一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在纽伦堡的供述以及后来对相关语境的调查却表明,有计划地过渡到系统大屠杀的日期是在1942年初。对此,艾希曼关于他在1941年10月造访明斯克和里加的供述很有启发意义,起诉书利用了这一点,令他在交叉询问环节陷入自相矛盾,被指控作伪证。因为他们认为,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系统灭绝是早已决定好的事。而这,与事实不符。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我经常为《文学评论》写文章,对日常开销帮助虽然不大,但的确很有意思。正如丽贝卡·韦斯特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让你面对一本书时,真正地打开心扉。”除此之外,写评论还促使我阅读那些可能不会去读的书籍。比如弗雷德里克·布朗写的关于福楼拜的顽强生活,如果我在书店(很高兴没在书店看见“挥泪甩卖”这类词语,人们说大部分生意场都挂着这种标志)看见这本书,我可能会想:“嗯,看起来很有趣,但这本书太厚了,我的书架上连一本薄薄的小书也插不进去了,况且,关于福楼拜的生活,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然后转身就走,去看看新到的平装书,因此失去了一次真正的体验“愉快大餐”的机会。还有格特鲁德·贝尔,我为什么要读任何关于她或她写的东西呢?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弗雷亚·斯塔克,或尽管也没那么喜欢就想当然地觉得T. E.劳伦斯更值得一读,我就是不想读她的书。而令我深感羞愧的是,我不想读仅仅因为不喜欢她的名字,格特鲁德,这个双音节的单词可真难听,总让我想起衣衫褴褛又严肃又不讨人喜欢的女性形象。所以如果不是《文学评论》要求我写评论的话,我绝对不会拿起乔治娜·豪厄儿写的有关格特鲁德·贝尔的传记来读,然后一读之下,忽然看见一个真实而不同寻常的女人,还发现了这个世界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令人毛发倒竖的近代史篇章。迄今为止我竟然不了解关于这个女人的任何事情,这似乎非常荒唐,而这样被逼着、被引导着在八十九岁高龄时发现了她,又是多么奇妙。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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