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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留在身后的佩德罗·巴拉莫仍然坐在他那把皮椅上,看着上面说的那一行人朝村庄走去。他觉得他的左手在他想站起身来的时候死去了,垂落在膝盖上。然而,他没有理会这件事,因为他已习惯于每天见到身上的某一部分死去。他见到天堂在摇晃,掉下了许多叶片:“人人都选了同一条路,大家都走了。”接着,他又回想起原来想的那个问题。 “苏萨娜,”他叫了一声,继而又闭上了眼晴,“我曾要求你回来…“…那时世间有个硕大的月亮。我看着你,看坏了眼睛。月光渗进你的脸庞,我一直看着这张脸,百看不厌,这是你的脸。它很柔和,柔过月色;你的嘴唇宛如被褶饰装饰着,十分湿润,星光把它照得色彩斑斓;你的身躯在黑夜之水中透明得发光。苏萨娜呀,苏萨娜·圣胡安。” 他想举起手来,让形象更清楚些,可手像石制的一样搁在腿上,已难以动弹。他想举起另一只手,它也缓慢地垂落到一边,一直垂到地上,像一根拐杖一样支撑着他那已经没有骨骼的肩膀。 “这就是我的死。”他说。 太阳将万物照得一片混沌,然后又使它们恢复了原状。已成废墟的大地空荡荡地展现在他面前。他浑身发热,双目几乎不能转动;往事一幕一幕地在他面前闪过,而现实却一片模糊。突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好像时
    胡安·鲁尔福 《佩德罗·巴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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