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代际权力的转移，老年人的地位在伦理意义上被削弱，长辈在家庭事务的协商和决策中不再是唯一的权威。而我想说明的是，高龄、失能的老年人尤其容易被“低幼化”（infantilize）。在子女们看来，年老体弱的父母不仅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行动能力，也缺乏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因而他们需要全权代理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安排，包括居住空间、照料模式、交通出行、医疗乃至经济决策等。而华人社会中普遍建立在“直系亲属连保逻辑”之上的法律和社会福利制度，正是这些权利的坚实保障（赵彦宁，205，208）。因此，即使老人不愿意，甚至不知情，只要子女签署了人住协议便可确立既成事实。养老机构的一系列合约规范和管理运作把子女们的“家长权力”进一步制度化。不论平时子代与亲代的关系如何、哪一方更强势，在商业化的照顾场域，子女的主导地位都得到了正式制度的支撑和强化。在她们调研的几家养老机构中，除了正式的人住合同，涉及安全责任的大小日常事务都需要得到子女的评估和许可，包括出入机构大门所需的书面请假条，还有申请夜间不巡房、持有自己的房门钥匙，甚至房间内存放水果刀的知情同意书等。有意思的是，机构的管理人员甚至直接把老人的家属称为“家长”，表示“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希望家长能满意”，“我们需要让家长知道老人被照顾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