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越简介
1.从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看,照料的贬值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它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领域之外,被视为私人的、女性的事务( England ,2005;弗雷泽,2023)。随着晚近照料的市场化,原先属于家庭内部的无酬照料劳动逐渐外包给市场中的受薪劳动者,但是照料劳动的组织仍然深度嵌入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
2.我们可以把“升级”看作阈限空间内部的又一次“通过仪式”,它不仅反映了身心状况的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从“生活”(living)进入“临终”(dying),从一种身份转换为另一种身份。养老区的老人虽然也有行动不便、视听衰退等问题,但基本上仍然可以维持生活的自主性,因而似乎拥有更为完整的人格身份和社会属性。
3.“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移动马桶要带上去。”从两个人住的养老区搬到六个人住的护理区,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变小,也意味着个人要放弃代表自我之延展的个人物品和空间范围,老人的人格身份被进一步缩限。虽然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家属都认为失能的老人转到护理区方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照顾,但老人本身往往极为排斥,甚至感到恐惧。“升级”不仅意味着离开原本熟悉的社交关系,与一些更加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相伴,也面临着社会性的进一步丧失。就像一位老人形容的:“住在楼下的人还有些滋味,到了上面来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都像活死人一样,自己做不了主的。”
4.在当前的机构环境下,住民的人身安全成为日常工作的第一要务。当家属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时,便默认对方应该担负起保证老人生命安全的责任,于是机构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通常会采取规避风险、任务导向的“消极照顾”,而非强调自主与培力、以主体为导向的“积极照顾”。这在空间设置和日常照顾中便体现为种种限制与保护措施,比如禁止住民们随意外出,甚至不让他们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务。事实上,无论在养老机构还是更广泛的组织场域,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类似的“安全至上”的原则被不断强化。它形塑了我们对于照顾的伦理判断,嵌于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中。这种视活着第一、寿为最善的理念既根植于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也与行政体系的管理逻辑和现代的医疗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被照顾者的个人意志、身体能力、活动空间、生活内容都可以不断被缩限,但他们的躯体生命必须被保护。
5.机构也会把那些外人可感、可见的标准作为工作的第一导向,像是环境的整洁、空气的清新、老人的身体卫生等。而照顾过程中老年人内在的感受一是不是舒适、开心,每一天都过得有尊严一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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