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越简介
1.从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看,照料的贬值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它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领域之外,被视为私人的、女性的事务( England ,2005;弗雷泽,2023)。随着晚近照料的市场化,原先属于家庭内部的无酬照料劳动逐渐外包给市场中的受薪劳动者,但是照料劳动的组织仍然深度嵌入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
2.随着身体机能和心智能力的逐渐衰退,他们重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取消人的身份,成为“活着的非人”(nonperson):一名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正常人?一名罹患认知症、到处涂抹粪便的老人呢?一名长期依赖鼻饲、失去意识的老人呢?这些问题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当然很容易判断,但照顾者面对的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具体的伦理情境。正如考夫曼(Kaufman,2006)所指出的,认知症的存在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同时是一种“活着的死去”(death-in-life)和“在死去中活着”(life-in-death),它也在临床实践中左右着生命价值的协商与医疗照护决策。一旦阈限状态下的老人被“去人化”(dehumanization,照护者不再把他们“当真”,就开始潜藏着伤害的危险。正如朱迪斯·巴特勒(Butler,2004)所指出的,暴力总是对“非真实”的生命不加忌惮。
3.这里的“阈限”具有时间的维度,涵盖了一个人由生向死的生命过渡阶段,由于医疗照护的介入得以延续多年。同时,它也指向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将某种特定的老年境况整合且限制在内部。【P34】
4.它不试图提出任何强理论,更重要的是带领读者进入一段时间和空间的阈限,看见一群普通人面对生老病死之时所经历的困境和努力。当生命走向薄暮,一切都摇摇欲坠,日复一日地继续活着、继续照看,构成了道德生活的深层底色。事实上,患病、失能、孤独、衰老、临终,这些都不仅是养老院里的人们所遭遇的特殊境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将亲身经历的时刻,无论作为照顾者还是被照顾者。因此,民族志的作用也在于产生一种联结,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的粗粝质地,甚至回到饮食、排泄、穿衣、行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触摸真实的身体和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重返自身。【P282】
5.首先,在家庭和社群生活中,由于女性始终承担着大量的情感劳动和照料工作,所以她们更加擅长表达关怀、建立关系纽带、操持日常生活,这也让她们应对晚年生活更加自如。而男性的一生则专注于生产领域,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目标明确、成就导向的工具性活动中。由于更少地参与家庭亲属网络和日常生活领域,男性通常缺乏情感表达、照料他人、维系亲密关系的经验,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在退休之后陷入孤立和意义危机。其次,迈尔霍夫认为,女性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生理上的变化和限制——月经、怀孕、哺乳、更年期,以至于她们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安排必然包含了对身体及其局限性的深刻体察,这让她们面对衰老时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也更能为晚年的体弱多病做好准备。相反,对老年男性来说,他们的人生往往受到"全能身体"的幻觉支配,追求对自我身体和社会世界的掌控感。因此,年岁增长带来的衰弱、失能总是会对他们的自尊造成更强烈的冲击,并在接受他人的照护和扶助时感到尴尬和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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