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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一生中的故事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祸与磨难。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仅仅是作为一个放幻灯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做些解释而已,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命运如此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犹如火山爆发般的动荡所震撼过;而我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身处世界动荡最剧烈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三次剧烈动荡彻底改变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脱离了和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将我抛入一片空虚,将我抛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样一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符合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事情是这样的:赴瑞士途中,我在萨尔茨堡逗留了两天,在那里为自己买了一栋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信徒,其中有两人在战后的奥地利历史上起到过重大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和伊格纳茨·赛佩尔。前者是非常著名的法学家,曾参加过海牙会议;后者是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制政体崩溃以后,担当起管理小小奥地利的责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充分施展了卓绝的政治才能。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牌奥地利人,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极其痛恨。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和天主教的使命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博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正巧出外旅行——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显贵的老学者非常客气地谈论我的剧本,他说,剧本里充满了我们奥地利人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期望剧本能超出文学范畴,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我与他从来没见过面,可是他很信任我,谈话是那么坦率,充分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在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他说,俄国在战场上受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放弃侵略意图,那么,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缔结和平都不会有什么障碍,眼下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反对谈判,那么奥地利将不得不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也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皇帝本人发挥政治影响。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草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换来“胜利的和平”。在紧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深渊之前,及时脱离与德国的联盟。他坚决果断地说:“谁都不能谴责我们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牺牲得够多...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但是旅行,持续不断地到另一片星空下,另一个世界去旅行,并不意味着就能脱离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地用技术把大自然最隐秘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我们的祖辈,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便可逃到偏僻孤独的地方;可是现在,在同一时间,不管身处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知晓或感受到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尽管我距离欧洲那么遥远,可是我随时都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巴西的伯南布戈城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十字星座就在我们头上。我疲惫不堪地走在黑色皮肤的人群中间,忽然从报纸上看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几个月前,我曾与这位朋友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飞驰的卧铺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大声喊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客把车厢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语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不在怀着痛苦的忧虑思恋着欧洲,眷恋着欧洲中间的奥地利。在众多危险的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和曼查那雷斯——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似乎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部系在那个小国身上——它正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家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反而歪曲了。他的中心思想是给小国自由和独立的权力,不过他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所有小国都参加一个有约束力的组织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认。由于还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无法实现纲领的那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连续...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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