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彩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晚,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通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面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
人们应该知道自己可以亲身体验到每一个历史时刻。
爱默生 《善待命运》0
爱默生 《善待命运》0北宋时期,黄河下游的农民尚设法引黄淤田,利用河中淤积的泥沙来改造盐碱土壤,变劣地为良田。到了明清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冲刷下来的泥沙毫无养分,只有黄沙。至此,黄河下游大部分河段成为“悬河”,无人再引黄河沉淤来肥田。
王笛 《碌碌有为》1
王笛 《碌碌有为》1不要设想哪个国家宣扬的会是一部完全真实的国族史,一个国家虽然程度不同,它的“正史”或多或少都会“歪曲历史”。当然,每个民族承受历史真相的能力也不同。一个真实的自我不是要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包括进来,你其实也不可能总是真实地记住你所有的事情。自我认识有时像是自我揭露、自我惩罚,有它严厉的一面,但另外一面,你通过合理的自我认识可以建设起一个健康的自我,用流行的话说,你跟你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于是你更有力量去应对你现在面对的任务。
陈嘉映 《感知·理知·自我认知》0
陈嘉映 《感知·理知·自我认知》0“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就会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们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我们在历史的世界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6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花的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坐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麦家 《暗算》0
麦家 《暗算》0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已经八年,几乎没结识一个熟人。不过,熟人对我有什么用呢?没有熟人,我也熟悉了整个彼得堡;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彼得堡人都收拾停当,突然前往别墅消夏的时候,我才觉得人们全都抛弃了我。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我觉得害怕,满怀愁绪,在城里游荡了整整三天,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娜斯津卡,也许您还不知道,彼得堡有一些相当古怪的偏僻角落。那一轮普照全体彼得堡人的太阳,好像对这些地方不屑一顾;而照射着这些角落的似乎是另一个特地为它们定制的新太阳,它放射出奇特的异样光华照耀着一切。在这些角落里,亲爱的娜斯津卡生活也似乎完全不同,与我们周围那种沸腾的生活毫无相似之处,这种生活也许存在于一个非常遥远的未知世界,而不是在我们这里,不是在我们这个严峻的、无比严峻的时代。这种生活其实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热切的理想以及(唉,娜斯津卡!)呆滞无聊和庸碌无为之类的大杂烩,甚至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卑鄙,这就更不必去说了。”实际的生活又怎样,您看见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是一潭死水,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像梦境和幻影那样迅速流逝,他们的生活永远日新月异,青春永驻,每时每刻都不相同,而怯儒的幻想却是那么叫人泄气,单调乏味,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这种幻想摆脱不了阴暗面和模糊向往的束缚,是突然遮住太阳的第一片阴云的奴隶,以致如此珍视太阳的、真诚的彼得堡人的心灵苦闷得紧缩起来一而在愁苦之中还谈得上什么幻想!您可以感到它,这种无穷无尽的幻想,终于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中萎顿枯竭了,因为人会长大成熟,不再需要过去的那些向往:它们已化为灰尘,破成碎片;如果没有另一种生活,才不得不用这些碎片去建造另一种生活。而心灵却仍在追求和向往着别样的生活!幻想家仍在白费心思地重温旧梦,像拨弄灰烬似的,妄想找到一些火星,把它们吹旺,好用重新燃起的火焰去温暖冰冷的心,在心中重现往昔如此美好的一切,重现令人心荡神驰、热血沸腾...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还在卡恩旅行奖全球环游期间,鲍尔就曾充满眷恋地对马格丽表达过,自己日后想要回到中国,在那里以“新闻工作和一些零工”为生;她称自己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快乐”。1929年10月,鲍尔终于如愿以偿。此时,她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建树丰硕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邀参加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会议。会议在京都举行,主题是探讨日本的经济地位、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农村生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优势等相关问题。会议结束后,鲍尔与一同出席会议的阿诺德·汤因比一起来到了中国,走遍东北地区。两人一起爬长城,参观北京、上海和南京。汤因比当时正在创作《历史研究》,鲍尔则在研究元朝时期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圣诞节时,鲍尔在庄士敦(年长鲍尔十五岁)的樱桃沟的院落待了两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迷雾重重,几乎没有任何现实证据能证明两人的关系。信件、日记都没能提供蛛丝马迹向我们揭示这两周的细节。就在这两周之后,鲍尔和庄士敦宣布订婚。没有证据表明这年四十岁的鲍尔曾表达过任何对婚姻和生育的兴趣。订婚双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决定还是一种尝试?订婚如此仓促,是激情使然还是出于双方便捷考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只能进行推测。无论如何,亲密故交都远在千里之外,鲍尔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汤因比。第二天一早,失魂落魄的汤因比向鲍尔坦白对她的爱恋,尽管汤因比此时已有妻子—吉尔伯特·默里的女儿罗莎琳德,并且此前从未表现出任何征兆。鲍尔自然是震惊无比,当即以几乎粗暴的态度拒绝了汤因比,之后又写了一封语气仍然十分恼怒的道歉信:“你带给我的冲击猛烈而没有征兆,我没有任何准备。而真正令我生气的,是我感到一种疯狂的、没有缘由的念头,想要阻止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话从你口中说出。”鲍尔没有因为个人事务从学术工作中分心,和庄士敦的订婚生活也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1月,鲍尔独自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旧金山,旅途中为作消遣,为一群中国孩子剪纸人,和一位风趣的英国...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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