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卡恩旅行奖全球环游期间，鲍尔就曾充满眷恋地对马格丽表达过，自己日后想要回到中国，在那里以“新闻工作和一些零工”为生；她称自己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快乐”。1929年10月，鲍尔终于如愿以偿。此时，她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建树丰硕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邀参加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会议。会议在京都举行，主题是探讨日本的经济地位、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农村生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优势等相关问题。会议结束后，鲍尔与一同出席会议的阿诺德·汤因比一起来到了中国，走遍东北地区。两人一起爬长城，参观北京、上海和南京。汤因比当时正在创作《历史研究》，鲍尔则在研究元朝时期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圣诞节时，鲍尔在庄士敦（年长鲍尔十五岁）的樱桃沟的院落待了两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迷雾重重，几乎没有任何现实证据能证明两人的关系。信件、日记都没能提供蛛丝马迹向我们揭示这两周的细节。就在这两周之后，鲍尔和庄士敦宣布订婚。没有证据表明这年四十岁的鲍尔曾表达过任何对婚姻和生育的兴趣。订婚双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决定还是一种尝试？订婚如此仓促，是激情使然还是出于双方便捷考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只能进行推测。无论如何，亲密故交都远在千里之外，鲍尔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汤因比。第二天一早，失魂落魄的汤因比向鲍尔坦白对她的爱恋，尽管汤因比此时已有妻子—吉尔伯特·默里的女儿罗莎琳德，并且此前从未表现出任何征兆。鲍尔自然是震惊无比，当即以几乎粗暴的态度拒绝了汤因比，之后又写了一封语气仍然十分恼怒的道歉信：“你带给我的冲击猛烈而没有征兆，我没有任何准备。而真正令我生气的，是我感到一种疯狂的、没有缘由的念头，想要阻止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话从你口中说出。”鲍尔没有因为个人事务从学术工作中分心，和庄士敦的订婚生活也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1月，鲍尔独自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旧金山，旅途中为作消遣，为一群中国孩子剪纸人，和一位风趣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