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行为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raison d’etat），那么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许多多少少能够深入一些。根据国家利益理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系国家的生存、保障其法律的运作，但国家行为遵循的准则却不同于该国公民的行为守则。这就好比，发明法律准则的初衷虽然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可是法律本身却需要暴力机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同理，一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措施，以确保自身及其法制的存在。战争总是以这样的理由被合法化，然而国家犯罪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文明国家的历史对此提供了许多例证：从拿破仑刺杀昂基安大公，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提奥第遇害——墨索里尼很可能是幕后真凶。国家利益理论——正当与否，视情况而定——诉诸紧迫性 ：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犯罪（按该国的宪法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被视为是紧急措施，是面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的严峻形势而作的让步，目的是维护权力，从而确保整个现存法律秩序能够持续运转。在一个普通的政法体系中，此种犯罪属于例外情形，不受法律惩罚（用德语来说，是免于起诉的[gerichtsfrei]）；因为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哪个外邦政权有权否定这个国家的存在，或者教它如何做才能起死回生。然而，从第三帝国犹太政策史可见，在一个根基上就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情况实则正相反。在这里，无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末，希姆莱下令停止驱逐犹太人）倒成了形势紧迫之际所作的让步——当时德国即将战败。于是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在主权上有何特征？难道它不是践踏了国际法规定的“地位平等者彼此无管辖权原则”吗？难道“地位平等”只是主权的附属品，一个政治花瓶？抑或它意味的是本质上平等或相似？在一个统治机器里，犯罪和暴力属于例外和边缘事件，而在另一个政治秩序下，犯罪是合法的，犯罪就是准则，那么，我们能把前者遵循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