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尤其是在处于激进政治热情急剧跌落的余波中的美国,更常见的是一种只能被称作“宗教同路人”的态度。这是一种没有内容的虔诚。一种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教规的虔诚。它以不同的方式将怀旧和宽慰包含在内:因神圣感的失落而怀旧,因一种不可承受的重负已被卸除而宽慰(虽有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贫乏感,但坚信降临于古老信仰之上的东西不可避免)。不像政治同路人的情形,宗教同路并非起因于一种群体性的、日渐深入人心的理想主义所具有的吸引力,一种尽管同时也强烈地感到自己不能完全与该运动认同的吸引力,而是起因于宗教的一种衰弱感:既然知道古老的善业已经失势,那落井下石似乎没有必要。
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
塞缪尔·约翰逊 《诗人传》0
塞缪尔·约翰逊 《诗人传》0饮酒是自欺、自醉,品茶则是自醒、自解。世间之人,多半恋酒,认为一切烦恼之事,可以一碗喝下,却不知醉后愁闷更甚。而饮茶则可清神,几盏淡茶,似玉液琼浆,品后烦恼自消。
白落梅 《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0
白落梅 《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0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有时造成以“完成上级党政部门下达的各种指示”为政绩的趋势,而偏离民众的真实需求。理想状态应是:以“替民众办实事办好事”为政绩,将民众满意程度纳入评价体制。
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1
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1“理想的下午当消失在理想的地方, 通常这个地方在城市。幽静田村,风景美极……却是清晨夜晚都好,下午难免苦长……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树。……再怎么壁垒雄奇的古城,也需要有扶疏掩映的街树,以柔缓人的眼界,以渐次遮藏它枝叶后的另一股轩昂器宇,予人那份“不尽”之感。”
舒国治 《理想的下午》0
舒国治 《理想的下午》0“文化寻根”的内在依据:从政治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坍塌)挤压中解脱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家园”,启蒙精神责无旁贷地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题。长篇小说《白鹿原》把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个人生命历程紧紧扣在一起,描写了白、鹿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宗族斗争,全方位地展示封建文明的各种关系,其中涉及血缘、地缘关系、宗教、儒家道教、生殖文化、家族图腾等,也从家族变迁史的角度对中国当代革命史做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作家试图通过家族命运变迁、家族人物与政治史的复杂关系重新思考并阐释中国革命史与社会、中国文化及个体的关系。“父”在20世纪80年代家族主题中是最为复杂的形象。一方面,“父”的形象通常是被扩大的意指。在“父”身上,浓缩了作家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宏观思考与对意识形态的某种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感时忧国情怀和理性又使“父”的形象有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承担意识。
梁鸿 《“灵光”的消逝》0
梁鸿 《“灵光”的消逝》0别抱怨,活着,就谈不上不幸!世界上的人都妒忌你脆弱的心,愿意用同样的代价来换取欢笑;为了得到快乐,哪怕它持续很短,高山愿经受无穷无尽的寒冷,海洋宁可不眠,沙漠甘受烦恼。
苏利·普吕多姆 《孤独与沉思》0
苏利·普吕多姆 《孤独与沉思》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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