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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般而言会是这个样子的，你责怪他没有履行诺言，他会答复说这没什么关系，他还会再作出另一个同样的许诺。如果他由于一个过失而受到了责怪，保证改正的诺言就会像一股清泉一样从他的双唇间流出。他对错误的认识是彻底的——事实上是太彻底了，使人除了诚信之外竟别无所求了。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谣传。为了彻底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因素是非常必需的，就像它在确定地质时代时是必不可少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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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起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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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这个帝国的状况作一番更为深入的分析之后，难道不会发现她最深切的需求之一就是更多的人类同情心吗？她需要感受到对儿童的同情，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已经成为各个种族和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尽管人们并未意识到。她需要感受到对妻子和母亲的同情，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她需要懂得，如甘霖一般自天堂洒落的仁爱品质，既祝福行善者，也祝福接受者——这是一种神圣的情感，塞涅卡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响已将它培育，使它成了一株花开全球的最美丽的植物，这是一种美德，一个经常体现出这一美德的人是最接近于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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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灾难最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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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中国人没有离家之后不打算再回去的。他们的希望永远是衣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被葬入祖坟。“在后代的脚下化作泥土”，只要这种命中注定的渴望还继续是中国人的一种原则性情感，那么他们就永远不会采取这种显然能够有效减轻他们痛苦的移民方式。我们信，中国大众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任何成规模的迁徒，除非他们相信那是“命”。纵然有许多能引不满的原因，但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却阻止了这种不满的发泄。但是，由于我们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国人独具的这种很容易心满意足的才能，我们对中国人这一才能的论述因此还一直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人养成了知足常乐的性格，就像鱼儿长出鳍来是为了在水中游动，鸟儿长出翅膀来是为了在天空飞翔。中国人勤东、宁静，道守社会规则，这些都是他们所谓的“天赋”。他们还有着无人能比的忍耐力，以及举世无双的忍受痛苦的殺力，因为他们相些痛是他们所无法左右的。中国人通常是快活的，他们的神经系就更不用说了，消化能力赶得上鸟。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我们没有清楚说明的原因，他们是不会白费力气拿脑袋去撞石墙的，他们知道那石墙或多或少都是难以撼动的，他们干脆对他们无能为力的绝大多数事情都表示屈从，也没有任何动終的抱怨。他们是按照这样一句老话来行事的：“治不了病，只能熬着。”简而言之，中国人懂得如何拥有，懂得如何追求，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拥有，他们都懂得如何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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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性格，都可以通过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回答被揭示出来：他与他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同胞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其性格的立体图像就可以被描绘出来。那些跟着我们的论述一路走来的人已经能够知道，我们用这些测试题来测试当今的中国人时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来：他与他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都是缺乏诚信的；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缺乏利他主义的；他与其所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的。中国人所缺少的并不是智性能力，也不是忍耐精神、实践能力和乐观性格，他们的这些品质都非常杰出。他们所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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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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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难以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逻辑上的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个问题。他本能地学会了一种把两个绝对难以调和的命题调和在一起的艺术，方法就是强制性地承认两者中的每一方，而无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已经为把两种最不相容的信仰方式的结合做好了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智性的接受能力”带到了逻辑上的自杀境地，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了他，他也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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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些事例，不难回溯那些古代英雄豪杰从被尊敬到被纪念，再从单纯被纪念到被崇拜的历程。可以说，中国的所有神都是死人，根据祖先崇拜的习惯还可以说，中国的所有死人都是神。一座座庙宇在皇帝的恩准下被建立起来，以纪念那些生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众的人。说不定，这些人里面的哪一位会在缓慢流逝的岁月中逐渐占据民族诸神的首席。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无疑是多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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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中国人如果很不幸地要办喜事，邻居们有时会前来拜访，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买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感谢——设宴永远是中国人固定不变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是一个对中国的事情最为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的准确：“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还经常不得不摆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尽管心中十分的不悦，却不能表露出来，否则就会失去“面子”，而“面子”要比那被人吃掉的食物贵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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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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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不仅是指这一历史试图上溯到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也是在说，在它那源源不绝、缓缓流淌着的历史长河两岸，既有过去年代的阔大乔木，也有数不清的树木、枯草和残枝。只有一个时间观念相对淡薄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把这一切都装进其庞大的“肚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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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怕的是中国人那无休止的筵席，筵席上的菜肴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尽管中国人乐在其中，直到离开时还似乎意犹未尽，而每位参加过这种宴会的外国人却都会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有句极为伤感的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对于那些落入这些场合的不幸的野蛮人来说，这一盼望散席的整体希望常常会消失在每每经历的局部绝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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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是能将东西方的精华集于一身，谁若是能在狭窄的、常常是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安然前行，他就将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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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戏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如果理解无误，就会发现，“面子”就是一把钥匙，用它能打开那只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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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中国，就必须在品格方面追根溯源，良知就必须得到实际上的推崇，不能再像一代又ー代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当代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很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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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即对无神论是否正确这一问题的完全漠视，比纯粹的无神论还要糟糕。在中国，多神论与无神论就是同一个骰子上相对的两个面，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两者都正确，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矛盾之处。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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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认为，灵魂不朽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灵魂中那些最优秀的力量常常难以在此世获得施展的机会。如果这个论据是确凿的，那么，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坚韧性格，应该是用来担当某种崇高使命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去忍受生活中的常见灾难和饥饿的折磨，这样的推论应该是合理的吧？如果“适者生存”就是历史给出的教导，那么毫无疑问，一个天生具有这一品格，同时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族，就必定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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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自己还没有可能重见光明，他还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如果视力无法恢复，他也就不用再为此事操心了。医生告诉他，没有办法治愈他的眼睛，这个人于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也就心安了。”他的这一态度并非我们所说的听天由命，更不是由于绝望而生的麻木，而是一种能够促使我们去“承受我们应承受之痛苦”的品质。我们已经意识到，忧虑是现代生活中的一大隐患，它就像刀刃上的锈迹，刀还没有用坏，锈迹就会毁掉这把刀。对中国人大有裨益的是，他们天生具有一种很少忧虑的能力，虽然就这个民族的整体而言，很少有人没有几个足以引起深刻焦虑的现实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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