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别传》简介

1.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和品质。一个人的统治，哪怕是善治，也是不可接受的。希腊人一向把自己视为自由人，自己掌握着城邦的命运，而在僭主制下，他们和东方王国中的臣民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何况，不少僭主不信任本邦的公民，重度依赖外国势力扶植，甚至干脆就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僭主统治下的民众于是觉得他们就像是被外族统治而非生活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之中。

2.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3.今人所说的"政治"这个词，辗转来自polis这个词﹣﹣政治是城邦之事、众人之事。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唯有具有公共性质的、由公民共同商讨决定的事情，才是政治。在城邦里，有 nomos 置于人们中间。nomos 的意思是习俗、律则、规范、法、法律，无论用哪个单一的汉语词来表达都会走样，我们在这里勉为其难，对应以"法律"一词。无论哪个人、哪些人、哪个集团或哪个阶级来统治，都必须遵行法律，依法律来统治。法律必须公正，而且必须公开﹣﹣在几乎每一个城邦里，法律条文都被镌刻在石板或铜板之上，镶嵌在公共场所。公开和公正一体两面，没有公开就无法保障法律的公正。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标志，使之区别于家庭。家庭内部的事情是私事。在家庭里，重要的不是公共说理﹣"公共"两字可以去掉﹣﹣重要的是关爱，是对家庭具体成员的具体关爱，没有了这种关爱，家庭就瓦解了，或名存实亡。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则首先是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对具体人的关爱是自然自发的，与之对照，nomos是"人为的""抽象的"，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需要培养、需要教化。实际上，这正是希腊人所称的教化的主要含义。

4.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启蒙的新见会得到较多宽容。共同体面临危险的时候，民众在心理上感到恐慌，更容易敌视自己不熟悉的观念。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希腊是古代世界里最开明的，雅典的言论自由尺度尤其宽松。但自由的限度始终存在，更切旨的是，这个限度因时而异——有论者注意到，迫害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完美重叠。穷理无禁区，政治有禁忌，哲学的小众特点对哲学起到保护，而当哲人介入公众生活的时候，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就变得明显了。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希腊城邦这样的共同体，需要某种“公认智慧”才能存续。哲学以何种方式言说为宜，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那里，成为哲学本身的一个主题。

5.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不少论者曾点出，无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从人们的心态看，希腊化世界更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世界模样。

• 陈嘉映简介

  
  陈嘉映，男，1952年（壬辰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学，90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