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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站在河边，将渔夫打的鱼全部买下然后放生，类似这种做法可以看到很多，每个人都在模仿做这些“善事”。因为这种善事本身对自身并没有什么影响，要比帮助那些上门求助的人解决问题容易得多。对凡事都看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放生的鸟和鱼只要重获自由，他们的善举也就完成了，别人再去捕捞也和他们无关。因为他们的善事已经做完，这些“积德”的活动并不包括给这些放生的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保证他们生存的义务。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有这样一个例子：清军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发型。起初，很多中国人宁死不从，但清政府依然坚持这种剃发政策。后来，这种“辫子”发型却渐渐成了中国人的自豪。只有广东和福建用头巾遮盖前额，意图掩盖清政府带来的民族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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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口音也不相同，这种差异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细微的差异日积月累，直到演变为一种新的“方言”。常常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口头“语言”，尽管书面语言是相同的。我们还常常被告之，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同样差异甚大，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度量衡的不统一在这里也很普遍，而在西方国家，度量衡的绝对统一则是生活方便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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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最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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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就像中国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旧与可憎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无情'，但中国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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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从中发现人的真实素质；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可以对他的性格进行准确定位。如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无真诚可言，对他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么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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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由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其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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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又致命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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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过大灾荒年头的现象去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失公允。然而，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就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甚至与和平时期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但是灾荒之年更普遍罢了，使得这种买卖人口的行为变得无足轻重。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骡子一样被公开，仅有的实质性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被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那场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华北三个省份，然后迅速向南蔓延。在大灾荒期间，大路上的车辆络绎不绝，车上所装的皆是用以买卖的妇女，并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因为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致使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他们要把年轻的妇女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这种奇特景象中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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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方面号称十分注重一丝不苟的礼节，可与此同时，他们却很少能意识到自己言行有时非常令人不快，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就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看得很习惯了。”很多老师在教室和其他人谈论起学生来，都会毫无顾忌地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中举，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我所见过的学生中最为愚蠢的。”而这种评价会对学生有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每家每户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自然状态下来考察，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过得非常幸福，因为家庭成员彼此缺少感情上的交流，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一个家庭的团结和谐恰恰非常重要。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就像一个协会，他们持久稳定地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他们兴趣各不相同，彼此也相差很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没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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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时也会有同样的礼节，这将是令你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热情好客的恐怖）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你的盘子里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或者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即使事实上你根本一点不喜欢吃，或者毫无食欲。倘若，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则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主人认定他自己遵守了东道主之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那完全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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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似乎还有第四种方式，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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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街上。对于这些摊主而言，摊铺前面的空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随意摆放任何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改朝换代时，也会有一些为国家献身的勇士。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的利益，英勇的奋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只有这样拥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的领导下，中国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激发出隐藏在他们冷漠背后的一腔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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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处处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被这些深深的影响着，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很多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雨水多了，山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雨水减少了，又会有千百人挨饿。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中国人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他们性格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学者们是抵制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即使外国人的机械技术再伟大，也无法理解中国所谓的“道德”。这些学者虽然是现代人，却有着宋朝人的思想。他们既嫉妒外国人的发展，又对外国人的科技表现不屑一顾。他们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书写了大量排斥外国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迅速地铺满了中国大地。虽然中国曾被这样的方式侵略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像那样的侵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中国不会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不会被任何民族所同化。政府与国民的想法都一样的自私，百姓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没义务去关心所谓的“公共财产”，只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就够了。民众们始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想法。一些商人把马车停在路的中间装卸货物，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只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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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没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一个聪慧的男孩，经过考虑，想去读书，即使他没机会入学堂，这也非常合乎清理。可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这些人曾经年累月待在学堂里，他们似乎认为：“这家伙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教他，让他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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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再重复一遍，如果关于‘适者’的历史教会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中华民族就必将有一个壮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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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依然全副身心地生活在过去僵死朝代里的人来说，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伟大法则的运用会给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带来好处，可这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们更多，即使有所了解，他们也不会在意。改善生活条件的首要推动力，就来自对其他国家优越条件的知悉。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却没有见到过其他地方更好的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那些对其他国家有所了解的人，那些原本可以知道得更多的人，却被保守主义的镣铐所束缚了。除非是大规模的改良，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地造福于广大民众，可是在中国，在那些能够推广大规模改良的人士当中，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显然无法令民众满意，但这种不满还没有来得及表露出来，就已经被压抑了下去。这样一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与进步相对立的，是会阻碍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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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坚韧性格，应该是用来担当某种崇高使命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去忍受生活中的常见灾难和饥饿的折磨，这样的推论应该是合理的吧？如果“适者生存”就是历史给出的教导，那么毫无疑问，一个天生具有这一品格、同时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族，就必定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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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会想，这种被夸张化了的消极等待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行为上，也存在于中国政府的措施中。”“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力量强迫如此之多的沿海居民离开他们的城镇和乡村，付出巨大的代价迁往内陆，那么，它就应该有足够的力量装备一支舰队，去中介那些针对不幸家园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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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人們之間之所以相互不信任，有兩個緣由：一是，他們互不了解；二是，他們互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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