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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找侯到她的脸上像个医生般仔细检查着。纳莉亚的脸上搽着薄薄的一层粉底。她喜欢化妆。 “没有什幺,只是雀斑而已。”检查完毕,我安慰她说。 “不是雀斑。你再仔细看。” 我只好又检查了一遍。我终于明白了,她指的大概是鼻子上由螨虫引起的一些细小的红斑点。于是我告诉她,是一种小小的虫子,这是一种常见的轻微的皮肤病。 “以前我的脸是白白的,就像德娃的一样,可是现在…”纳莉亚苦恼地说,“我已经试过阿富汗的药了,一点用也没有。在中国你们有什幺药可以治这个病吗?”她问道。我认真地想了一想一关于治螨虫的方法。好像有药。可是,她真的需要我从中国把治螨虫的药寄到阿富汗来吗? 的需中林本誉香米,出天燕资沙赫伯坐在一旁,这时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纳莉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沙赫伯第一次听到母亲对螨虫的抱怨,但他对于母亲的苦恼,脸上一直带着一种真诚的同情。他很爱他的母亲。我所见过的阿富汗女子大都有化妆的习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条件允许,都没有忘记描眉涂眼影和染指甲,条件好一些的,便在脸上红红白白地化着妆。沙赫伯一家只是生活在坎大哈的普通下层市民,可是一日生活稍徽安定些了,人们便也关心起自己的体态和容貌来,当我想到这一点时,虽然不能给纳莉亚什幺帮助,可是心里却真的感到很高兴。走之前我曾想留下一张纳莉亚和她丈夫刚结婚时的照片,纳莉亚很高兴,想给我挑一张自己最满意的,于是她趴在地上,认认真真地在自己的那一堆照片中翻来覆去地挑拣着,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能挑出一张。她坐直了身子说:“算啦算啦,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行啦,忘掉那时吧。”
    《陌生的阿富汗》
    我从未与人谈及这样的话题,谈及我们那天真而脆弱的良心,我们甚至无法与人谈论这样的事。等到真的说起来时,虽然感到千言万语直涌了上来,却又难以说出,只觉自己被什幺东西噎住了似的。“你很善良。”昌弘端详着我。“善良?可光是善良又有什幺用?我无法帮助他们,善良只能让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有时候,善良就像一种高高在上的廉价的同情,我和别人一样厌恶廉价的同情和善良。”我有些激动,悲伤也突如其来。昌弘转而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理,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的博物馆里待了四年。“当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小房间里,时间似乎过得很缓慢,可是离开后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幺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还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离开斐济后,昌弘回到日本,进入现在这个制图公司。“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请员工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名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我也看到了。但我未必真能帮助他们,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这听上去很合理,甚至太合理了,反而令我不知是否应该表示赞同。虽然我也只能是“看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善良和真诚来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真实,那我们的善与真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和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让善良变得软弱或者变成虚伪?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真诚,而不让真诚沦为夸饰,一触碰现实就即刻碎裂或演变成自欺欺人? 我想这样问,却终究没有开口。我是在问自己,也只能是问自己。 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许多在路途上和生活中必须直面的东西。这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答案,它们潜藏在生活的底层而非表层,没人会强迫我们沉入水底去寻找,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只需停留在表层就可以很...
    《陌生的阿富汗》
    “你觉得战争结束了吗?”我问。其实我的思绪一直游离在诗歌之外。我觉得在这儿,在曾经炮火纷飞的坎大哈谈论诗,在这四面高耸的围墙里谈论文学或艺术,多少有点奇怪。“没有,不会结束的。”我讶异地看看他。“你不希望战争结束?”“我只希望该结束的结束,不该结束的永远也不会结束。这是真主告诉我们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沉默下来。他凑近灯,继续向我解释另一首诗。我没记住。“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放下了笔记本。“就像这样,走来走去。”“这就是你的生活吗?”“是的。这是我喜欢的生活。”“你的将来呢?我的意思是,将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将来?也许是简单的、平静的生活。”“你怎样维持你的生活?”。“我需要的不多,赚到能使我生活下去的那点钱还是不难的。”我淡淡地说。他端详着我,好像在研究我。“你赚的钱很多吗?”“不。和别人相比,很少。”“很少……是多少?”我在心里迟钝地换算了一下。“平均下来,每个月不到一百五十美金。”“确实不多。凭这点钱你是怎幺来到阿富汗的?” 我笑起来。“只要想来,我就能来。你知道的,如果人们想去哪里而去不了,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钱。” “你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是吧?”“嗯,我想从别人的生活里去体会人生的意味。”“你喜欢观察人们的生活,那你自己的生活呢?他尖锐地问。我自己的生活。当我看过那幺多人的生活之后,自已的生活反而不太重要了,或者说,我试图越过自己生活的界限去发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可是,意义。从识字起我们就被告知“意义”。关于意义的意义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我忘不了意义,可若能忽略或忘却意义,也许更好。
    《陌生的阿富汗》
    我和沙赫伯聊过许多事情。在十五岁的年纪,他却已形成了种种牢固的观念,可以说是固执,也可以说是意志坚定。…… 沙赫伯的回答让我沉默。假使此刻对这个少年说,排除了信仰,我和他的姐妹是一样的,他一定难以理解。在他眼里,女人也许只是躲在布卡里、隐藏在屋子或角落里的姐妹、母亲、妻子,温情、亲密而隐私。而我是个外国人,是他们的世界之外的另一类人。 他还只是个少年,不能要求他即刻有什幺改变。他需要离开这里去读书,离开坎大哈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与世界的接触会真正地改变他。…… 我意识到,早熟的沙赫伯已不再是个少年了。在阿富汗,男孩子大约总会被迫过早地扮演成人的角色,而他们的童年转瞬即逝——当他们开始学习认字,开始坐在地上或跪在小板凳前摇头晃脑地诵读《古兰经》时,童年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我不禁想到,由于他们过于早熟,理性的反省和洗礼可能更容易被忽略。也许,在一个少年还未发展出独力面对信仰的完整人格时,他就已然早熟地进入了宗教当中;每天目睹成人礼拜的仪式,他的早熟就成为仪式的早熟,他的血也成为仪式的。而妇人的责任就是生下这样血里带着仪式的孩子,并用简单的食物将他们养育成人。人类的信仰之途错综复杂,无法评判。
    《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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