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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又回到前述的两个问题,即媒体与大文化对于黄慧如自我认知的形塑以及其身份认同的“表演性”。笔者二十年前开始研究黄陆私奔案时虽然有所察觉,但是并未意识到这两点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实践”(subjectivizingpeei体性实践,即强调个人并无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主体性,而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建构其主体性的过程。’笔者最新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间的电影人亦有所提及。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黄慧如早期展现的“表演性”对其主体性的塑造。如果不去细究黄慧如的意图,而单单从其行为(特别是早期)来看,黄慧如成功塑造了其作为摩登女性、封建家庭婚姻反抗者的主体性。可以说,其主观能动性是通过在公共领域(包括法庭内外以及大众媒体)中表演而呈现的。这里就引申出笔者最近对于能动性的理解,即能动性是否需要“意向性”。笔者在《人民的西湖》一书中特别强调,能动性分为两种:“自发式”与“表达式”。如果说能动性是人做出某些改变自身或者环境行为的意图、决心与最终实现的努力,那么“自发式”能动性强调的是,“与行动相比,意图是首要因素”;“表达式”能动性则突出行动而非意图才是首要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黄慧如内心世界是否从一开始就“觉醒”,是否拥有女性主义的“意图性”已然不重要。其曾经想要嫁入富甲一方的苏州贝家这一梦想与她后来“打破阶级”、崇尚自由恋爱的口号是否前后矛盾,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黄的各种行动既标志着其构建其主体性这一过程的完成,也定义了其作为时代新女性与抗争者的能动性。这种“表达式”能动性用通俗的语言诠释,就是“论迹不论心”。然而这一点,是笔者在二十年前开始从事这一研究时尚无法认知的。
    《情奔何处》
    在这个海岛牢狱上,今生已休,我会漠不关心地浮想联翩,想那些如果生活未曾终结,我可能就不会思付的事情。 我母亲在楼下她的小卧室里沉睡;我们的仆人悄无声息;连平时对着沙滩簌簌低语的海洋也静默着。正午的太阳烧烫了岩石,吸过热的岩石将热度抛回给空气,万物就在沉滞的空气中寂然不动,连海鸥都停止了游弋。这是一个没有动力的世界,我在其中等待。 等待在一个没有动力、什么都不重要的世界,这是异样的。我来自一个什么都是权力的世界,那里一切都重要,人甚至会为权力而爱;爱的目标变成不在于它本身的快乐,而在于权力的千万种快乐。 刚才我写到权力,与权力的快乐。现在我要思量一个女子发现权力并运用它、享受它的迂回方式。不同于男子,她不能凭借强大的体力或智力或欲望来攫取它;也不能如同男子那样公然以它为荣,那是权力的奖赏和养分。她只能集多人于一身,来掩蔽她的攫取和荣耀。于是我在自己身上构想并向世界散布了一系列的人物,哄骗任何贴得太近的观者:那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女孩,父亲将无处倾注的爱全都用来宠溺她;那个守德的妻子,她唯一的快乐在于侍奉丈夫;那个飞扬跋扈的年轻贵妇,公众对她的兴趣竞相效仿;那个闲暇的学者,她梦想有一种超越罗马人义务的德行,将哲学自我陶醉地当成真实;那个迟了多年才发现欢爱的女人,她利用男人的身体就像是众神的奢华油膏,最后在她一生最强烈的欢爱之中被利用了…
    《奥古斯都》
    这件事李维娅谈来没有那么露骨;她性格刚强,却一向有外交家的手腕。她就像我应付了大半生的那些亚洲使节一般,希望不挑明就让我知道,我已经来日无多,必须预做准备,让世界能够承受我撒手人寰时一定会出现的混乱。 当然,李维娅在此事上就像她多数时候一样,看法合情合理。我年已七十六,本不曾盼望要活这么长,这种对人生的腻烦固然无益于延年。我的牙齿几乎落尽;一只手偶尔会发作哆嗦的毛病,每次都让我惊讶;四肢发软,毕竟是上了年纪了。有时候我行走着,会异样地感到脚下大地好像在移动,仿佛我踏住的石头或砖块或泥地,会忽然抽离,使我坠向人在时间用尽后要去的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如何,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撰就这四份文件并且存之于维斯塔贞女神殿,可能是我必须做的最后一项官方举动了。此时此刻,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我的权力与我的世界,向着南边的卡普里漂流,并向着我许多朋友已经先我而至的那个地方更缓慢地漂流过去。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无牵无挂的假期,不会感到尚有事情未办。在至少几天的时间里,不会有传信人赶来报与我知道一场新的危机,或一个新的阴谋;不会有元老极力纠缠,要我支持一部图谋私利的愚蠢法律;不会有讼师在我面前,为了都一样腐败的主顾的案子而求情。我无拘无束,只消顾及这封我在写的书信、轻松托举着我们这条脆弱小船的大海,和意大利的蓝天。
    《奥古斯都》
    别会错了意,在我青年时代(乃至今天),文辞里对普通人的感伤蔚然成风,我一向不买这种滥情的账。人类群体令我觉得粗野、无知而浅薄,不管这些性情是掩蔽在元老的白底紫边托加袍底下,还是农人的粗布短衣底下。然而在最软弱无力的人身上,在他们形单影只、现出本色的时刻,我却发现过难得一见的品质,犹如黄金矿脉从剥落的岩石中显露;最粗鄙的人也会偶现温柔与悲悯,最虚荣的人也有一转瞬的朴素与优雅。我记得在墨西拿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我勒令这个失去头衔的老男人,公开请求宽窄他的罪行,饶恕他的性命;他在曾经由他统领的军队面前这样做了之后,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不带羞耻或后悔或恐惧,反而微微一笑,然后离开了我,直着腰杆大步走向他的寂寥残生。在亚克兴角,我记得马克·安东尼站在他的船头,望着克莉奥帕特拉带领她的舰队退走,撇下他面对必然的战败,那一刻他知道她从未爱他;然而他脸上却有一种近乎妇人的神情,是旷达的温柔与原谅。我还记得西塞罗,最后他知道自己愚蠢的阴谋已经失败,而且我秘密地告知他有性命危险的时候,他面露微笑,仿佛我们之间没有争斗,然后说:“你不要发愁。我是个老人了。不管我犯过什么错,我爱过国家。”后来我听说,他带着同样的风度引颈就戳。
    《奥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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