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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姆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心理预备，人，是无常的，一定要预备好，有一天，我们也会分离，万一有此一日来临，不可悲伤，生离死别是人之常情，要有庄子妻死，而鼓盆唱歌的哲学来迎接这件事情。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我并不能说我十分地爱荷西，但是跟了这样的人，应该没有抱怨了，他是个像男人的人，不会体贴，但他不说，他做，肯负责，我不要求更多了。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爹爹，姆媽，我是中國歷史上有紀錄以來第一個女性踏上撒哈拉沙漠的土地，很有意思。這才是人生，如果說來世界上走一遭只這幾個月的西班牙生活，已值回票價，何況來世界的票一直是爹爹、姆媽在替我付。我不知怎麼告訴你們我心裡對你們的愛和感激，我是太幸福了。謝謝你們。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与迷茫。伤心没有可能一次偿还，它是被迫的分期付款。即使有人有本钱，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办法快速结账。爱情不是我永恒的能带，只等待等待时间给我一切的答案。偶尔的孤独，在我个人来说，那是最重视的，我的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一般性的快乐可以言传。真正的深刻的快乐，没有可能使得他人意会。快乐和悲伤都是寂寞。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一霎真情，不能说那是假的。爱情永恒，不能说只有那一霎。我的心中有一个不变的信仰，它是什么，我不很清楚，但我不会放弃这在冥冥之中引导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尘世，回返永恒的地方。锁上我的记忆，锁上我的忧虑，永远不再想你。我已不再想你，怎么能再想你？只剩我搁浅的信，在千年的孤影里。真正的爱情，绝对是天使的化身。一段孽缘，不过是魔鬼的玩笑。快乐时那么陌生而遥远，快乐时禁地，生死之后，找不到进去的钥匙，我举目望去，无际的沙漠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地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爹爹姆妈全家人： 我已安抵马德里，外事处由英国方面将我资料送到西班牙移民局，移民局的人看了一看说：“王八蛋，英国人有精神病，请进来，孩子，西班牙永远是你的。”然后把我的犯罪资料丢进字纸篓里面去了。说“精神病、精神病”我就如此进来了。西班牙到底不是我看错的国家，打电话我正在跟C1a妈妈说“不能再讲了，零钱用完了”马上有一个男孩子一句话也不讲，塞了一大把铜板给我，有人拿箱子，有人带大衣，有人提东西，有人叫车送我到Cla家，一定不肯拿计程车钱。Cla妈妈为了给我睡觉，一清早就把电话拿掉，失去了长途电话的机会，她去市场（如中央市场，要批发才去）买了一大箱一大箱的饮料、火腿、鸡、米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我很累，但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叫我吃，我想换“国籍”，她说去找律师，一定想法弄出来，这些不必跟Claudio说。 西班牙人太好太好了，飞行那么久，只有坐在西班牙人旁边，有人送水，有人盖衣服，有人开灯，有人给药，或者说西班牙男孩子太好了，我没有来错，比比英国人，移民局像一场噩梦。但过二个月我还要去试试，希望有电话可打（长途）。很想念你们，尤其是小妹妹们，我睡两天再上街，现在走不动。 妹妹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上封信中我无意中说起心中寂寞，不是因为哀愁，而是觉得好像在这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人，懂得刻在我灵魂里的那份赏赞叹、平和、温柔与喜悦。在这样有魅力的一场生命之旅中，我好似总是一个人在狂喜，没有人能够去说。谢谢你在祈祷中记得为我，其实，这份刻骨的孤寂，仍是美好的。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我的灵魂充实着丰厚的喜悦。爱是股十分强大的“意念”能同时让人改变、欢喜、伤悲、发光。我的灵魂之爱不会是自私的。我给予人们我的屋子，我的心，我的梦，我的记忆，我的生命，日复一日只增不减，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欢喜和富足。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能和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美好。没有办法拥有我的屋子当然令我难过，但我的灵魂之爱不会是自私的。我给予人们我的屋子，我的心，我的梦，我的记忆，我的生命，日复一日，只增不减，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欢喜和富足。我想，没几个人能懂得我有多快乐，但你一定懂。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荷西去潜水，给他去潜，如果出事了，人生也不过如此，早晚都得去的，也用不着太伤心。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沙漠中有一大峡谷，千万年前为大河床，尚有如桌大一片小水池，池周密密长满小草，我细看尚有黄色小花，心中受到很大的启示，芥草在沙漠中，尚且依水欣欣向荣，而我们为人者，环境的挫折一来，就马上低头，这都是没有了解生命奥秘的人所处的心境，我想沙漠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結果今天下午他來了，爹爹，姆媽，你們的女婿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青年，他不但人來了，車來了，連我的鳥、花、筷子、書、你們的信(我存的一大箱)、刀、叉、碗、抹布、洗髮水、藥、皮包、瓶子、電視、照片連駱駝頭骨、化石、肉鬆、紫菜、冬菇全部運出來，我連一條床單都沒有損失，家具他居然賣得掉，賣了一萬二千元(小冰箱、床、地毯、洗衣機)，不但人來了，錢也有多，在AAIUN那種人擠人，人吃人(已無水十五日、無車、無食物、無汽油、無藥)，人爭著搶上飛機的情形下，他獨自逃去海邊，睡了兩夜露天，等船來。軍艦來了，不帶，恰好有一條船卡住了，非潛水夫不能開，他說:『我下水去替你們弄，你們不但要帶我走，我所有滿滿一車的東西也要上。』結果他奇蹟似的出現在我眼前，我們相抱痛哭一場，我是喜極而泣，他看見我，口袋裡馬上掏出大堆錢來給我看。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我的家很平凡，我在任何地方的家，都比台北的美上十倍，当时有荷西，我将一生的爱，生命，才华，经验，只用在“给他一个美满的家”这件事上，而且，有成就感。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 曾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一百年，也是个死，五十步笑百步。但我情愿上刀山，下油锅，如果我可以再与他生活一年，一天，一小时。我贪心。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推拿》有明显的凝视感，是一种缓慢的速度，你走进“沙宗琪推拿中心”，四处张望，对里面的布局、结构、每一个推拿师都仔细研究，刚开始你只是躺在推拿椅上做一个“观察者”，在长时间地【停留、关注、倾听】之后，你慢慢地【理解、进入、成为】他们，和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吵架，寻找自我。盲人不再是他者，不再是需要怜悯，需要拯救的“底层”，他们与你血肉相连，亲如兄弟。
    《“灵光”的消逝》
    个人性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国生活中个人性的第一次觉醒是在五四时期。当五年的封建制度崩溃，历史的天空不再从来如此，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的所属性突然成为问题，“自由、平等、博爱”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及民众来说，意味着个人可以与历史、国家、文明平起平坐，可以参与、表达并创造历史。
    《“灵光”的消逝》
    方言写作类似于文化考古，通过对词语的重新使用与叙述回到某种情境和谱系之中，这一谱系有着独特的地理、空间，方言是一种密码与媒介，里面蕴含着时间与记忆，它与方言的大地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默契和共生性。作家使用方言决不单纯地是为了还原或再现某一地域或情景，而是显示自己的写作立场。例如莫言在写作《檀香刑》时宣称“撤退回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用流畅、浅显的叙事方式和民间语言表现民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征。
    《“灵光”的消逝》
    乡村，在中国小说家这里，从来都不只是单纯意义的情感追忆，它一开始就与家国丧失、民族精神、道德伦理等重大命题相联系。
    《“灵光”的消逝》
    在世界文学史上，乡村有基本的原型意义。乡村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一切本源意义的代名词，它包含着巨大而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寄托。“乡村”，几乎可以说是作家情感的祭坛，忧伤而甜蜜，神圣而深沉，充满着古典的膜拜意味。“灵光”由乡村的尘土、阳光与原野，由乡村的生命、神话与历史折射出来，经过心灵，凝聚为精神的故乡，激发着人类最为深沉的情感悸动。乡村不仅是作家本人对故乡的回望及精神的本源探索，也是一个民族对自我精神的深层追寻。
    《“灵光”的消逝》
    《红高梁家族》：“祖”的强壮、自由和当代“孙”的苍白、畏缩的形象相对比，“祖”常常意味着生命力、民间精神和某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莫言崇拜尼采的“酒神精神”和由此而达到的沉醉境界，“意味着无拘无束的本能的解放，是动物冲动和神性冲动的同时爆发，沉醉就是把个人还原为构成它的集体本能和因素，是自我的弥漫和扩散”。（另《四十一炮》中人们对肉食的贪婪）“祖”强化的同时，“父”被再次驱逐，他懦弱、自私、萎缩，只是一个在各种欲望中挣扎的人，“父”对“子”的血缘性权力关系被作家丑化或颠覆，“父”所拥有的压迫子辈的权力都在一种平等、轻慢甚至略带恶毒的讽刺笔调下被完全化解掉，这既是作家真实的心理和生存感受，也是他们对自我生存处境的某种隐喻，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王朔的《我是你爸爸》。
    《“灵光”的消逝》
    “文化寻根”的内在依据：从政治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坍塌）挤压中解脱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家园”，启蒙精神责无旁贷地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题。长篇小说《白鹿原》把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个人生命历程紧紧扣在一起，描写了白、鹿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宗族斗争，全方位地展示封建文明的各种关系，其中涉及血缘、地缘关系、宗教、儒家道教、生殖文化、家族图腾等，也从家族变迁史的角度对中国当代革命史做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作家试图通过家族命运变迁、家族人物与政治史的复杂关系重新思考并阐释中国革命史与社会、中国文化及个体的关系。“父”在20世纪80年代家族主题中是最为复杂的形象。一方面，“父”的形象通常是被扩大的意指。在“父”身上，浓缩了作家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宏观思考与对意识形态的某种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感时忧国情怀和理性又使“父”的形象有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承担意识。
    《“灵光”的消逝》
    总体上看，现代文学时期经典的家族小说《家》、《四世同堂》、《金锁记》等倾向于描述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过程，借此反映旧文化秩序的式微与崩溃。这些作品有一个大体的家族模式：“祖”权丧失，“父”权丧落，“子”辈处在挣和叛逆之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封闭的结构：以党的工作队进驻农村与离去为开始和结束，大部分农民家庭经历了由不情愿放弃土地和私有产到自愿加入农业合作化队伍的过程。
    《“灵光”的消逝》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反对“常识”对文学的必要性。他认为“常识是一个正方形……是被公共化了的意念，任何事情被它触及便舒舒服服地贬值”。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东洋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一个民族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在此基础上，民族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与形象。竹内好认为“鲁迅是建设了近代文学的人”，因为鲁迅的文学传达出了“自我的抵抗”，“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只有在一种抵抗状态中，东方民族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并形成具有本土意义的美学思维与文学形象。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灵光”的消逝》
    思想本身并不能成为文学，正如韦勒克所言：“只有当思想与文学真正交织，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思想还包含洞察能力、一个观察者对人类情感和社会文明的微妙之处的感受能力、对历史的分析与发现能力。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蕴含内在的超越性视野，超越于实在生活与时代判断之外。历史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发掘、重新整合，并“发现”新的意义与空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波德莱尔强调对时代本身意义和思辨意识的发掘。在丑中寻找美，在普遍的否定判断中寻求其他可能存在的价值，艺术才能真正呈现出它的现代性。
    《“灵光”的消逝》
    以笔者长期关注的乡土小说家来说，无论是贾平凹、莫言，还是李佩甫、阎连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成名初期对乡村改革和乡村现实的关注热情，转而进入了对乡村历史和发展史的抽象叙述。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嬗变、痛苦与生存状态，这些作家几乎没有书写，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缺失，也为读者和批评家所诟病。这是其一；还有一点，即使作家有对乡村现实的想象，也多显得非常虚假、苍白，没有击中现实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中的“现实”并不是客观再现，而是一种总体原则。法国文论家加洛蒂认为：“现实主义者是模仿现实的能动性，发现内在规律”。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指出：“【写实主义】并非仅仅描写风景，还要时时创造风景……写实主义永远是【内在的人】……（作者）必须拥有伟大理性精神、探索精神。”
    《“灵光”的消逝》
    他就像堂吉诃德，手持长矛，却无处可刺；有时看过去，他又像一个孤独的演员，在舞台上独自悲愤地表演，台下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观众。
    《要有光》
    阿叔说，中国现在还延续着感性思维，自我感动，报恩教育。其实，我们有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没解决，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根本不去想你孩子所想的，不去关注他的内部思维，你怎么能真正爱孩子？
    《要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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