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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能唤醒人内心的动力——将懒惰转化为行动,将漠不关心转变成热血沸腾,将模棱两可变得清晰简单,并帮助人们得到最心爱的东西。殷勤和私情虽然本身可鄙,但是相对于刺绣和家务事,却足以激起女性还在沉睡的才华,尤其是在17世纪法国的上流社会,女性受到西班牙骑士精神的熏陶,同时又受到意大利刻薄习俗的约束,这些爱异想天开的少女们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被现实惊醒,她们抛弃了自己幻想出来的幻象,学会爱那个在政治舞台的仇恨和竞争中挣扎着的真真切切的男人;她要拥护他的言论,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都化作他野心的垫脚石;她曾经认定自己就是一支“即将凋谢的玫瑰”,而此刻她决定要改变,这一次,她想成为女主角。女性对于婚姻的鲜明兴趣必定会明显提高她们的智力水平,并督促她们付诸实践;但是与爱情相伴的产物——心痛和悔恨——也同样加深和丰富了她们的本性,她们鼓励自己要克服这些困难,并且继续活下去。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哪个明智的人想要回到17世纪的法国社会,除非他认为女性的理想人生应该是十五岁结婚,从二十岁到三十八岁接受男性的殷勤,然后在忏悔和虔诚中度过余生。话虽如此,但这种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状态也有其好的结果,就像十字军东征也有积极的影响一样。
    《女作家写的蠢故事》
    ……遗憾的是,除了有关女性国民政府时期离婚和继承权方面研究之外,58专门探讨20世纪上半叶非精英女性如何利用五四女性主义书写自己的“故事与历史”著作尚不多见。丛小平在关于20世纪中期婚姻、法律和女性的研究中,同样指出来自下层社会的妇女声音仍然沉默的事实。 这一历史研究空白,体现了学术界普遍的怀疑,即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引入和普及新概念与理论(包括女性主义)是否成功。°借用瞿秋白的说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因此,如果无法理解基本为舶来品的抽象社会文化理论(女权主义亦包括在内)如何在社会各层面传播,那么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断言则可能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幻觉。王飞仙研究发现,五四运动在民间的影响远被高估。例如,余英时(1930一2021)16岁之前从未听说过“五四”概念。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重中之重,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举行的入学考试中,大多数考生竟认为试题中“五四运动”意思为“5月4号运动会”。王飞仙因此指出,新文化作家热衷使用“权利”“民主”“社会”等术语,然而大多数读者对此概念茫然无知。 事实上,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普罗大众难以理解五四时代引进的概念与理论。例如,鲁迅(1881一1936)在1928年著文《扁》批评“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 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鲁迅的挚友瞿秋白(1899一1935)同样指出,使用西方借来的名词与概念而不作分析以及大量使用欧化语言,令左翼知识分子在政治动员时与普通群众产生疏离感。瞿秋白将左翼作品与社会上较为...
    《情奔何处》
    社会小说与新闻事业探讨黑幕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流变关系时,鲁迅“与王德威”均将民国时期兴起的黑幕小说视为一种有敲竹杠、恶意诽谤嫌疑的堕落文学。更重要的是当时,黑幕小说及其作者本身便是作者所批评的“社会腐败”一部分。托马斯·贝尔特莱因指出,黑幕小说之所以备受指责,原因在于小说中“所有恶行远比少数真正好人事迹描述得更加丰富多彩”。相较之下,黄心村试图通过将“社会小说”译为“社会纪录片小说”(socio-documentary fiction),只因其真实记录社会现实,故而被黄称赞“社会小说”拥有实际用途。”黄心村的研究对象张爱玲,年轻时也曾是社会小说如《歇浦潮》的热心读者。确实,张爱玲创作的小说也常常给读者留下印象:堕落城市(倾城)被“黑幕”所掩盖。”张爱玲认为“社会小说”应译为“生活方式小说”(novel of manners),因其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外表、语气与行为。社会小说家之所以能够准确描绘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作为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职业经历,以及他们将新闻报道编织进文学作品的意愿与能力。包天笑回忆,他曾向晚清谴责小说家吴趼人(1866—1910)请教如何写好社会小说。吴趼人向包展示了一大本剪报。包天笑于是意识到新闻报道才是小说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来源。”在其短篇小说《黑幕》(1918年)中,包天笑借小说人物之口进一步评论说,小说家每天阅读成千上万的新闻报道,总有一两条可能被用来写小说。”左翼学者阿英(钱杏邨,1900—1977)评论道,自晚清以来,将新闻和故事缝合在一起炮制社会小说的文学风格,是中国新闻事业繁荣的直接产物。为此,阿英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新闻文学”,以重申报业与小说写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情奔何处》
    黄慧如于1928年8月从《民国日报》中接触并学习的有关婚姻自由与家庭改革的理念,实际上是新文化女性主义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女性主义,无论五四运动之前还是期间,实际上是一松散框架。此框架涵盖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与实践。总体而言,所谓的五四女性主义可分为无政府女性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两大流派。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它承认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女性进而解放整个社会,但此目标与“民族主义”话语无关。”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女性主义关键词,如“自由恋爱”事实上带有强烈的无政府女性主义色彩。自由派女性主义,则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婚姻自主权、平等教育机会,以及作为现代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该流派认为现代女性公民应享有自由选择婚姻的基本权利。”而作为个人自由的核心,恋爱被提升为一种“超善”,值得“绝对的信仰与崇高的牺牲,包含了生活的全部旨归”。”然而李海燕指出,这种被广泛宣传的“自由恋爱”话语往往无涉真正的个人自由,目的是斩断与家庭、传统和地域的关系,并“打造一种民族共同体”。“此类将爱情和婚姻权利与国家民族相联系的做法,反映男性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机的关切甚深,即便是讨论女性问题,也无法脱离民族国家话语。究其根本,民国初期的自由女性主义思潮实则难逃晚清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理念的窠臼。梁启超(1873—1929)曾认为中国妇女的弊病是不事生产,因此力倡女子教育。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处于被列强包围并面临瓜分命运,但此危急存亡之秋,女性却因缠足、足不出户无法从事生产,不能效力国家。如此,梁启超将新女性与国家存亡绝续之间建立联系。“梁启超因此可说是自由派女性主义先驱,其宣扬女性能动性的终极目的是拯救与建设国家。将梁启超的立场视作20世纪初“进步自由派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代表声音”,实为恰当之论。”然而,五四运动前后,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问题的种种理念,尤其...
    《情奔何处》
    国民政府的统治同样深深困扰着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李木兰(Louise Edwards)分析指出,社会改革派男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亟需变革,其中包括家庭与婚姻。他们中许多都是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将国家生存发展置于个人之上。然而他们对新女性大量出现于公共领域惴惴不安并要求对女性加强规训,实际原因是在商业文化发达以及国民政府崛起的背景下,男性知识分子发现其无法垄断新女性的定义权。加之与新掌权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种种冲突,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影响力日漸丧失”,改革派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强的失落感。”在此情况下,男性知识分子为重新确立其作为社会变革的领头羊地位,故大声疾呼严惩所谓的女性越轨行为。事实上,这种对女性行为不端的恐惧,不仅引发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群体的共鸣,也让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通俗小说家(即鸳鸯蝴蝶派作家)”与电影人感同身受。3”在此期间关于黄陆事件的媒体争论中,一系列有关性别、婚姻与家庭理论皆被运用,从无政府主义的反婚姻、家庭立场,到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恋爱至上”观念,再到提倡的家庭观念。这一时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加强对个人干涉,以及社会对女性主义的整体态度转变。一方面,国民政府新制定与颁布的刑法与民法承认女性为独立“自然人”,享有完全的自主权与能动性。此与清代法律框架下女性仅具有“被动能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对于女性的控制不断加强。此时期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有关女性主义的学术性、理论性探讨逐渐从高端出版物中消失。1929年,在女性主义学者中享有盛誉的《新女性》停刊,标志着国民政府时期的“自由辩论与政治动员空间”相较于五四时期已大为收窄。”然而,笔者却认为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空间并未缩小,而是转移至一个新的领域:商业性报纸以及其他通俗出版物。
    《情奔何处》
    直到民国时期,不仅男性为主动、女性为被动的心态根深蒂固,许多清代广泛采用的术语,如“和奸”,在法律实践中仍在使用。例如江苏高等法院在审判中,林大文推事听取证词时,询问陆根荣何时与黄慧如发生“和奸”。”在此,“奸”意指男方主动行为,而“和”则是女方认可男方行为。因此,“和奸”概念虽已遭时代所淘汰,却在庭审中继续使用,沿袭男性为主动一方及女性为被动一方的含义,这与清代并无差别。林推事用“和奸”此法律上已无效的术语提问,言下之意,女性(黄慧如)对于选择性伴侣并无主动权或能动性,只能面对男方行为,做出“和”或不“和”两种被动反应。黄宗智分析清代法律体系时认为“和”的概念是女性有限或被动能动性的体现。一旦遇到侵害,女性唯有选择同意或反抗。若其反抗,国家法律则予以保护;相反,女性选择容许(“和”),其不但失去国家庇护,更需要承受刑事责任。”黄宗智的这一解释,明白无误地揭示“和”这一法律概念在清代与国民政府时期的本质性差别。在清代,“和”与否可决定受害女性应受法律保护抑或受到惩罚,以及施害男性受刑程度;国民政府1928年刑法则强调女性的法定年龄与“和”的正向关系。“和”之罪责,仅仅适用于施害对象为未成年女性的男性罪犯。20岁以上女性“和”的行为,可免去男性被告的刑事责任。
    《情奔何处》
    回看整个民国时期,针对社会上引起公愤与争议的害群之马予以非正式惩罚,实在是司空见惯。此类受千夫所指者往往行为未触犯成文法律,法庭唯有操弄法律实践以达到平息众怒的目的。另一著名案件中,声名狼藉的越剧戏院老板张春帆马予以非正式惩罚,实在是司空见惯。此类受千夫所指者往往 (1907—1951),因越剧巨星筱丹桂(1920—1947)于1947年自尽,被拘于监狱逾两月。众所周知,张春帆本是臭名昭著的戏霸并常与女演员有染。然而,最终无法证实其与筱丹桂之死有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张不但受牢狱之灾,并因长时间的拘留而失去了筱丹桂的遗产。”相比之下,陆根荣案最难以忍受之处是法律程序不断拖延。此亦像于20世20年代末全国法律机构整体效率极其低下。尽管陆根荣初审之地吴县为现代化法律最为发达之地区之一,但在民国时期,各类审判延误及案件积压仍使此地法院陷于极大困境,为诉讼者带来诸多不便。至1927年5月,吴县地方法院待审案件达224宗,很大原因在于无法找到被告或传唤证人。4事实上,黄陆案1929年6月于江苏高等法院庭审时也遭遇了证人缺席的窘境。法院发出诸多传票却鲜有人应答出庭。法庭甚至因不能确定黄慧如生死而发出传票召黄上庭,当然也无果。5此种种因素,皆显示出当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与低效,令当事人相当无奈。再议民国时期法律实践尽管案件的关注者非议吴县与苏州地方法院效率低下,但平心而论江苏省实在堪称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先锋楷模。“清朝灭亡前两年的1910年,江苏便建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法院。至1927年11月,得益于国民党政府支持,江苏高等法院正式成立。”此时,江苏司法机构已包括江苏高等法院、一个高等法院分院以及四个地方法院。至于其他57个县,仍由县长兼任法官。”吴县地方法院为江苏最早的四个地方法院之一,成立于晚清时期,并率先实现地方上政务与法务的分离。”徐小群指出,江苏省新设法院的大多数司法官员都符合中...
    《情奔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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