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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我们不能盲信雅瑟·亨·史密丝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

《中国人的性格》 0

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中国人的性格》 0

人与人的眼光总是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难免存在差异，要在这种矛盾的说法中获取正确、全面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学会综合对比，联系考虑。关于孝，孔子在《论语》的第二章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情况，孝的内涵也不一样。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问孔子孝是什么，孔子说：“无违。”从表面意思看来，“无违”也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喜欢拐弯抹角，他没有把孝的真正涵义解释给孟懿听。直到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重新提到这个话题时，孔子才趁机解释了一番：“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疑，孔子是希望樊迟能把他的意思转达给孟懿，这样一来，孟懿自然就会知道“无违”的真正涵义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的一位儿童，6岁时跟着父亲一起去朋友家做客。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儿童觉得主人家的橘子非常甘甜可口，就顺手悄悄地藏了几个橘子放在袖筒里。告辞的时候，儿童在鞠躬的一瞬间，橘子掉了下来，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但是儿童镇定自若，他立马跪在主人面前说：“我母亲爱吃橘子，我是为她拿的。”这句话从此后流传千古，一直被中国人奉为美谈。西方人则不那么认为，因为儿童的父亲当时是一位朝廷高官，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家庭不可能找不到甘甜的橘子，然而，中国人却把这件事看着了孝顺的典型，说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知道为母亲着想，实在难得啊！难道你们就不觉得这个孩子反应灵敏吗？小小年纪找借口的气魄和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我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很长的时间内，他都在父母的坟前守孝，极尽孝道之后，他还是萎靡不振，全家也因此背上了一个累赘。不过中国人却对他的这一行为大加赞赏，他们从来不计算后果，履行仪式重于泰山，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孝顺的致命缺陷，还有三个我们将一一为大家阐述。一是，它只对做儿女的提出了一大堆的要求，关于父母的义务却丝毫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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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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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就是，他们依靠什么养活了这么多小孩子，我们必须声明的是，不少孩子基本的“衣食”都成问题，换句话说，不管怎样的贫困都不可能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哪个民族能具备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那么，即使处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假如他们饮食得当，营养充足，在生理学和卫生法则方面再多加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坚信，单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可以占领这个世界的主要地区，甚至更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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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那么，这些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的人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难道很过分吗？西方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宁可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四处流浪，也不愿意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我们认为，尽管地方官员确实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至少对于今后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政府的措施是，如果这些官员“安抚”不了这些百姓，那他们就会被撤职，那么，其他官员将接替他们的职位。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本能就在内心里告诉他们，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采取进一步地措施。假如历史给予我们的教导是“适者生存”，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坚忍不拔且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前途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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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勤劳，通常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也就是说，它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可以算做真正勤劳者的人数，而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做事”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勤劳这个整体。要西方人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非常困难。总体上的弊病不言而喻，可是还是有一大批的人只为勤奋，不计较回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为富人买官敞开的后门应该能挫伤读书人的热情，可是居然没有。各省市也都在抱怨，每一个职位的合格考生大大超过空缺的职位。而各级考场，无论是最低级的考场，还是最高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往往会出现1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的局面。略微地思考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个考场所花费的心血，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了。很多人一旦通过读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就会放弃从前的勤奋，只不过中国人说这一类人不配称作是读书人。只有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道上奋斗不懈直到成就伟大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读书人这一荣耀称呼。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并且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最后终于同样在80岁的时候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在中国，那些为政府鞠躬尽瘁的官员，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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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过去我们没发现的却又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中国人做饭菜很少浪费，所有物品及原材料都会充分得到利用。中国的普通家庭，通常都会把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保留下来，以便下次食用，除了一些完全不值钱的食物才会被扔掉。这一事实可以从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找到证据，这些家养动物完全靠着人们的剩饭剩菜而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着“死亡边缘”。因为节俭，他们会尽量不买现成的工具。完全可以买些“半成品”，因为“半成品”总比成品便宜，然后回家自己加工组装，照样具有成品的功能。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于是现成货也慢慢绝迹了。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改善它。好像任何工作他们都可以白手起家，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复杂，一般都具有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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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国人对待教育一样，他们已经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了。这些繁文缛节都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制定出来的，目的就在于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在西方，只有宫廷和外交往来才会使用那么多礼节。我们西方人心中有一种“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的观念，所以，西方人不会欣赏中国人的礼貌。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西方人认为，把个人的幸福看作是全体人类的幸福，才是一种文明的看法，然而，中国人的礼貌是与这种看法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同所有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而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出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的需要，才产生了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西方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但是中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人说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中国人认为，有前就有后，有后自然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如同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人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人也走一子”。最后，对手事先告诉对方：“鄙人的士要吃您的卒，走到鄙人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其实一局棋的输赢和说几句客套话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中国人不能给予对手的每一步棋以有礼节性的回应，就如同下棋人事先说出自己的下一步棋一样滑稽可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客套才是真正的下棋，不知道这些客套就相当于无知。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的礼貌，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礼貌一样，都是在炫耀自己懂得怎样待人接物，然后才会考虑客人是否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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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正确理解了“面子”所蕴含的意思，你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就是打开中国人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怎样做到有“面子”的技巧和造诣，只能望洋兴叹。西方人往往会只关注事实领域，而容易忘记其中的戏剧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面子”犹如南海岛的戒律，具有一种潜在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不过“面子”可以反复无常，当然，它不能简化成规则，它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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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如果有来世，也只是现世的延伸和扩展。这种为求来世有好报的明显动机，在中国人的善举中占了不小的比例。而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私动机，有时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试图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税，筹款以帮助遭受黄河水灾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征茶叶税，官员竭力诱导人们，发布公告，告诉他们：“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然而，人们联合起来不去茶馆，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在中国人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行善”确实不多见，甚至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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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成群结队的乞丐到处都是。施舍本质上就是给自己交保险。妇孺皆知，乞丐通常会在城市里组织起强大的帮派，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无所惧，也因此，其他帮会的战斗力还远远不能与他们争锋。假如一个乞丐，以日内瓦仲裁所特有的坚持不懈，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遭遇拒绝，那么，这个店主就会因此受到大批乞丐的侵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让这个吝啬的店主招架不住，乞丐们得不到满足就会不断加码的要求，店主的买卖自然就没法做。店主与乞丐都知道拒绝的后果，因此，这种施舍就会像涓涓细流那样永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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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所有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应付“小情人”一样，所有的善举都是为了自己在现在或者将来能生活得更安稳。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补充说明一条。任何事情，无论好坏，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政体的压榨，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严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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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似乎永远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却收效甚微。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无处不在的苦难千万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第一次看到流血，恐惧万分，因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麻木不仁，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年轻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来，是可以不用再抚养这个女儿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则是延续香火。这一切就像吃饭一样平常，除非去一味地追究人们的动机，否则，没人会关心这个问题。或许只从大饥荒的年份的种种现象去判断一个民族，明显不公平，但这种情况是一块试金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准则，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更准确，更确实。1877年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紧张和惊慌，毫无疑问，有许多受到怀疑的人也被这样除掉了。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惶恐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独有现象。中国人的刑罚制度，也反映出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很难从这个国家的法制出发去确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因为地方风俗会认可许多违法的事情。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睦邻友好的外国人说，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就在于更多的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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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待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其他民族统统看作是野蛮人，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直接用“野蛮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外国人。直到1860年，才在一份条约中专门补充了这一项规定，禁止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用“野蛮人”来指称“外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态度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中国繁荣，而中国人也因为一直受到这些民族的奉承而变得自以为是。这些奉承自然是天花乱坠、不怀好意，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的优越感说话办事，直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却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愿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只要中国人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些成果都会被搁置一边。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任何改良都会被抛弃。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强劲对手。尽管外国人在机械方面的应用遥遥领先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看来，他们依然无法欣赏中国道德的宏伟。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态度，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他们的“思想在宋代，人在今天”。近年来，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使得整个中国都充斥着排外的文章。中国和中国人不是任何风暴可以吞没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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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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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中国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人保特稳固而特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向他们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是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申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无端的轻视和俯就的态度。这也并非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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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恶意诽谤外国人，试图引起一场大混乱，把洋鬼子赶出天朝。在中国人看来，写出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们看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一样。这样的攻击举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误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也许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中国人除了为国效劳的需要之外，还为之获取了可观的名利报酬。而究竟是名利所致，还是爱国情绪的驱动，两种愿望孰轻孰重，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而不能仅凭某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的印象而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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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值得称道的“五种品质”①中，它排在了最后。在许多了解中国外国人看来，“诚信”这种品质，在这个天子的帝国每时每地，的确被成最不重要的一种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②教授的这一看法，他谈论了中国人有关于“诚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但是，如果在民性格中确定一种美德，而不仅不在行动中加以实践，却处处蔑视这种原则。并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错误，这一性格，非‘诚信’莫属了。中国人在公开的和私下场合里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背道而驰就连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而嘲笑他们，虚伪、矫饰、狡诈、不真诚和奴颜婢膝，正是这个民族的非常显著的一些性格。”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至于多大，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可以探求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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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费伯博士在他的《儒学类编》一书的最后专门指出了“儒教的不足与失误”。一、“儒教自认它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二、“儒学没有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做出区分，无论就人本身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明确的概念。” 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能成为一个圣人，而另外的些人却是普通人。” 四、“称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只能和才能有关，而却缺乏解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依据。”五、“虽然儒家对罪恶的态度，在口气上不够坚定和决绝，但除了社会生活里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到任何对罪恶的惩罚措施。” 六、“儒学总体而言，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洞察。” 七、“因此，儒学发现它无法去解释死亡。”八、“儒学无法找到一个中介，使人的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九、“祈祷及其道德力量在儒学体系中没有任何位置。” 十、“尽管不断地强调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只是停留在期望或者口头中，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更确切地说，事实恰恰相反。” 十一、“允许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认同多神论。”十三、“相信算命、看风水、预兆、托梦和其他的幻像（例如凤凰等）。”十四、“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十五、“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十六、“认定某些美妙的音乐旋律会对道德产生不良影响的断言是不合理的。”①十七、“过于夸大某些榜样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十八、“儒家的教义中，社会生活体系就是一种专制体制；女人就是奴隶；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自已任何的权利，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只处于臣属的地位。” 十九、“孝顺父母被夸大到了奉若神灵的地步。” 二十、“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是精英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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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个社公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十分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具体如下：一、工业发展水平；二、社会俗习惯：三、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四、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五、公共教育的状况：六、宗教信仰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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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革中国，就必须理清中国人的性格之本源，并努力使之冷化。就必须在实际上推崇人的良心，而不能像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天皇那样，整天把自己蔽塞在宫中。现代哲学的一位主要的代表说得好“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样低劣的本能炼出黄金般高尚的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中国人必须了解上帝，必须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并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总之，中国人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他们持久地、彻底地接受基督教文明，才能获得。（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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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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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勋爵回答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听来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内部自由的障碍消除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会有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要在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中找出一条路径，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比呆在尘世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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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一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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