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待物”，就是真诚地相信，真理永远站在自己及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人一边；“非有待于物”，就是自信无纤毫野心和私欲，置生死、穷达、毁誉于度外，不避嫌疑，也无所畏惧。其实，这两点都不是现实中政治家最必需的品质。有洁癖的理想主义常常比现实主义造成更大的悲剧。但是，在政治辩论中抱着这种心态登场，自有一股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程门弟子谢良佐都不得不承认，“今人不能养气，安石却能之”。·哪怕咄咄逼人、肆无忌惮乃至蛮不讲理的“强辩”，没有底气也是万万不行的，就像尼采说的，很多杰出之人，“当他们觉得自己无私时，他们就认为可以更随便地对待真理”。⑧ 如果有人像公都子问孟子一样，问王安石：“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的回答一定是：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解释了支撑王安石“强辩”的特殊心理结构，但还未触及“强辩”本身。有些人自负则自负矣，奈何脑子转得不够快，嘴皮子不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