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以来,“天”,不管是一尊人格神,还是一道神秘的自然法则,从来都是历代王朝的政治正当性的终极证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追问的是政治秩序的道德基础,因为统治者无法纯靠强制或暴力来实现长久而有效的支配,必须从道德上证明他的权力来源和行使皆属正当,让被统治者愿意接受统治秩序。这就涉及:第一,被统治者应当服从什么样的权第二,什么样的统治是好的统治?前一个是“政道”的问题,后一个是“治道”的问题。 在古代中国,这两种正当性,都靠天和天的意志一“天命”来证明。一方面,天命将新王朝的创业加以正当化。即使一个政权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通过“放弑”前朝君主而建立的,但既成事实毕竟说明“天命有德”“天与人归”。另一方面,新王朝一旦建立,日常统治是否良好,也要靠天来最终确认,通常表现为君主统治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甚至祥瑞叠见。从这两种“肯定的正当性”,派生出两种“否定的正当性”,用萧公权先生的话说: “天权对君权之限制有二:一曰予夺国祚,二曰监督政事。前者为革命受命之理论,后者为灾异谴告之理论。” 换言之,在统治失范的情形下,大则“天讨有罪”,朝代更替,小则天降灾异,警示君主。儒家发明出这一套意识形态,希望借助天的权威,对君主形成某种道义上的威慑,将权力限制在道德规范内。
对过去不后悔,对现在有信心,对未来满是希望。
大仲马 《三个火枪手》0
大仲马 《三个火枪手》0你是个纯正的人。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自己有纯正的品格,便希望全部生活都是由纯正的现象组成,而这是不可能的。你看不起社会服务活动,希望凡事始终要有目的性,这也是不可能的。你还要求个人的活动总是目标明确,爱情与家庭生活永远统一,这又是不可能的。生活的一切妩媚多姿,一切的美都是由阴暗面和光明面组成的。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0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0我们只有在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周智勇 《中国合伙人》0
周智勇 《中国合伙人》0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
杨绛 《干校六记》0
杨绛 《干校六记》0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人类的时间不会千篇一律地永恒不变,也无法像钟表计时那么划一死板。事实要求的测量标准能适应其节奏的变化,界限又要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有了这种可塑性,历史才有希望进行分类,也就是如帕格森所言,逼近“现实的轮廓”,严格地说,这也是任何科学的最终目标。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0也许世界上最难得到的认可,是希望别人对自己痛苦的认可吧。
崔恩荣 《即使不努力》0
崔恩荣 《即使不努力》0外国人在1860年之前与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交往,就是关于中国人误解才能的一个长长的例证。接下来的这些年,一部对华外交关系史,大体上就是一段试图对被故意误解了的事情做出解释的历史。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外国人总是会履行诺言的,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并开花结果了(尽管也存在着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个别现象)。他们同样坚信,外国人是办事公正的(尽管一些个人和诸多民族的外国公民也同样会给出完全相反的例证)。有了这两点固定的看法,中国人便获得了一个支点,他们希望以此来说动最为固执的外国人。“你明明是这么、这么说的。”“不,我没这么说过。”“但我以为你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是这么说的。请原谅我们的愚蠢,还是请你按你说的那样付钱吧。”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中的实质问题,一百次里有九十七次,外国人都会付钱的,正像中国人所深知的那样,外国人是会付钱的,以表明他的诚信与公正。在余下的那三次里,必须想出另外一些达到目的的方法,三次中又有两次会获得成功。
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0
明恩溥 《中国人的性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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