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用人之道。神宗以为，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不可浪费闲置，又表示，“汉武帝亦能用人材”。王安石回答，汉武帝见识凡劣，所以只能用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当将帅，大肆征伐，弄得海内沸腾，“至天下户口减半”，最终也未能彻底消灭匈奴。神宗一听，想起自己不也想鞭笞辽夏，收复汉唐旧疆吗？但是，自己“天资节俭”，·和武帝可不一样。于是，他趁机说，这和拓边战事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武帝自为多欲耳”。又对在场的宰执们说： 人主举动，不当有欲以害政。 尽管君主专制的本质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但传统的政治理想，还是要求君主“任公不任私”，摒弃或至少节制私欲，使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自然是儒家的老生常谈（old wisdom），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宋代君主多受儒家思想熏染，往往也主动对此表示服膺，如宋孝宗讲人主“固不当用私意”。可王安石偏不按常理出牌： “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 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⑧ 只要解决了人才问题，或只要客观结果是理想的，君主何必寡欲？就像齐桓公那样，一心支持管仲的相业（这里也许是王安石自喻），多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这是实录，那么，那句历来真伪莫辨、众说纷纭的“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若非出自荆公亲口，也真的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