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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participation rate）、“收人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美国人发放每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 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含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历史终结”当然不是说历史事件不再发生了，而是说无论发生什幺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是过眼云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理性的诡计”而已，无法改变终点，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除了自由主义民主，没有其他真正的选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其核心部分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其基础不是地理、种族、血缘、宗派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土地性自然身份，而是契约性的“自由共同体联盟”。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是从海外土地撤离，回归到更具弹性的扩张的“自由秩序”。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青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幺）才是自由、人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最后，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无法统治，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米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 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断：民榨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早在美国立国初期，詹姆斯・麦迪逊在围绕宪法的争论中曾告诚人们缩减人民自由的方式不只是通过暴烈而突然的夺，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掌权者逐渐而静消悄的侵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叛国者”斯诺登被许多人视为维护美国立国原则的英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所有施米特标举的人民民主式”的政体都未能存活，而现代历史上最为强大而稳定的政体恰恰是施米特认为充满内在矛盾、脆弱而动荡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是施米特个致命的错误一不是个人道德或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是作为一个学者在“智识上”的判断错误。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什幺是自由主义的界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类似，也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正如约翰.格雷曾经详细阐释那样，自由主义有不同的面貌，伯林的自由主义版本与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程序正义的）自由主义版本相当不同。而米勒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是松散的、有弹性的意识形态，留出了不同的阐释的空间，因而有可能成功地使民族主义的某些形态与自由主义的某些版本形成联盟。他自己的研究曾指出，古典自由主义（以生命、财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主张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的版本，几乎会与任何形态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和抵触，而现代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的版本与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天然的联盟。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的论证具有一种持久的激发力量，邀请人们重返“最初的聚集”时刻，重温那个我们一致肯认并郑重承诺的内在于我们的原则，由此来思考自由民主体制下政治生活本来应有的意义，释放出激活积极行动的潜能。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翼联（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为同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当然，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民粹主义者接触，而且不是援用民粹主义那种排斥和妖魔化的方式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是，价值多元的现代性困境也并非与当下的中国完全无关，与千年传统文化的断裂，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急剧的社会分层造成的严重利益分化，这些都是我们当下面对的事实。在十多年来的公共思想论述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言说、“新左派”的批判话语，还是以“读经”运动为象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呼声，都标志着当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某种分裂。虽然各种不同的主张都暗含着某种重建价值共识的努力，但彼此之间很少有深入的卓有成效的对话，更不用说共识的达成。在大众传媒的讨论中，几乎对任何一个公共性问题都会出现相当严重的分歧。而互联网上的争议更为激烈，对所有重大的公共问题几乎都会形成正反两方的对立意见，而论辩的结果常常是以互相指责甚至人身攻击而告终，似乎谁也没有从中获得什幺启示和教益，谁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对方。 生活在一个充满分歧和争议的世界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 谁”吗？我们是否也面临着价值认同的危机？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后一种理念中，因为相信价值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在多元冲突中做出任何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因此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某种牺牲，都意味着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放弃某种我们珍视的价值。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如果选择自由的价值就必须牺牲平等的价值，如果选择宽容就必须牺牲秩序，如果选择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就必须牺性“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德沃金认为，这种极端的价值冲突论会导致“牺牲的不可避免论”，同样会带来道德与政治的危险。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其次，消极自由并不总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伯林在最初的演讲中已经指出，“对于衣不遮体、目不识丁、处于饥饿与疾病之中的人们，提供政治权利或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干涉，等于是在嘲笑他们的处境。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要强调的是，如果当自由必须被牺牲，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取了安全、秩序或别的什幺。必要的牺牲仍然是栖牲，而不能被误作或谎称为获得了“更高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因为幼稚、蒙昧或困于非理性的冲动之中，必须通过强制才能使他免于灾难，那幺我们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一一“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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