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的句子 | 关于纪念的句子 | 描写纪念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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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一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 Peric）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无益的人类活动——行动和言说，以及最无形、最短促的人造“产品”——作为言行结果的业绩和故事，可以变成永不消逝的东西。城邦组织，在物质上得到城墙的保卫，在形态上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一以免在以后的时代辨认不出——是一种组织化的记忆。它向有死的行动者保证：他倏忽而过的存在和稍纵即逝的伟大，不会失去来自被他人所见、所闻和广泛地出现在同辈面前而获得的真实性。而在城邦以外的人只能获得短暂的表现机会，从而需要荷马以及其他“有荷马技艺的人”的帮助，来显现给那些不在场的人。（15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人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了一个有死者的家园，才能稳固地存在，比有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生命，这段每个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经历的途程，在非生物学的意义上，体现在行动和言说当中，但行动和言说本质上跟生命一样空虚。“丰功伟绩和豪言壮语”转瞬即逝，留不下任何痕迹、任何长久的结果。如果说劳动动物需要技艺人的帮助，来减轻他的劳动和卸除他的痛苦，如果说有死者需要技艺人的帮助来建立一个地球上的家园，行动者和言说者就需要技艺人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帮助，即艺术家的帮助，诗人和历史编纂者的帮助，作家或纪念碑建造者的帮助，因为没有以上这些人，他们行动和言说的产物，他们上演和讲述的故事，就根本持续不了多久。为了让这个世界成为它一向要成为的样子，成为一个让人们在地球上度过一生的家园，人造物就必须是一个适于行动和言说的所在，必须为着那些活动而准备——这些活动不仅对于生命必需品来说全然无用，而且与各式各样的制造活动性质迥异，尽管世界本身和所有在其上的事物都是由制造产生的。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柏拉图和普罗泰戈拉之间作选择，选择到底是人还是神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万物的尺度既非生物生命和劳动所驱使的必然性，也非制造和使用所推动的功利性工具主义。（1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实际上，从世界的角度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ー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69-70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希腊人对行动之脆弱性的原初的、前哲学的补救之道，乃是城邦的奠基。城邦，由于它源自并始终扎根于希腊前城邦关于共同生活的经验和评判，即什么让共同生活(syzēn)——“言和行的共享”成为值得追求的，因此它具有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它使人们尽管受到某些限制，也能持续地行动，否则的话行动就只可能作为非同寻常的、偶然为之的事业，为此人们必须离开家庭。据说城邦数倍地增加了人们赢得“不朽声名”的机会，即增加了每个人脱颖而出，在言和行中显示他是“谁”，彰显他的独特个性的机会。自始至终，城邦的首要目标都是使异乎寻常的事情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这恰是才能和天赋在雅典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以及这个城市国家几乎并不令人吃惊地迅即衰落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城邦的第二个功能是为言行的空虚无益提供补救之道，它跟行动者在行动型塑为故事之前体验到的危险密切联系。因为一个值得留名的业绩不被忘却和真正永垂“不朽”的机会并不多。荷马不仅因为他为诗人如何发挥政治功能作出了一个光辉榜样，从而成为“全希腊的教育者”，而且更因为像特洛伊战争如此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在几百年后有一个诗人使之名垂千古，也许早就被人遗忘了。这个事实本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表明人类之伟大，如果不是靠诗人垂诸久远的话，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我们这里不关心希腊城市国家崛起的历史原因；至于希腊人自己如何看待它以及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他们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城邦——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Pericles)在葬礼演说辞中的名句——保证了那些奋力冲进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冒险舞台的人们不会失去见证，他们不需要荷马和任何其他人的歌颂；无需来自他人的帮助，那些行动的人就能同心协力建立起对他们善行和恶行的永久纪念，从而激起当代以及未来后世的人的赞叹。换言之，人们以城邦形式结成的共同生活似乎确保了最空虚无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对劳动（在文中特指满足生活必须的活动，与工作区别开来）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奴役的抵押品就是报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星期，党卫军办公室充斥着各种伪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六年间系统屠杀的文件资料一度堆积如山，如今全部销毁。艾希曼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做得更成功，他们把所有文件付之一炬；不过那当然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信函都寄到了别的行政和党务部门，而那里的资料最后都落到了盟军手里。关于“最终解决”的故事，还有足够丰富的档案材料存世，其中大多已借由纽伦堡审判以及后续审判而公之于众。故事通过某些经宣誓或未经宣誓的证词得到了印证。证词的提供者有之前审判中的证人及被告，甚至还有已经离世者。（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定数量的传闻证词，都按照第十五条法令被纳为证据。这条法令规定，法庭“可以偏离证据原则”，前提是法庭能够“指出造成这种偏离的理由”。艾希曼受审时就采用了这条法案。）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法庭证词以及十六位证人证词对书面证据作了补充。这十六人因为主控官宣布“准备以谋害犹太人民的罪名起诉他们”而无法亲临耶路撒冷。尽管在第一次开庭之时他就声明，“如果辩方有人愿意前来出庭作证，我不会挡道。我不应该制造任何障碍”，但后来他拒绝承认对这些人提供豁免。（诸如此类的豁免，完全取决于政府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依照《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的起诉并非必须。）那十六位证人中，七位在坐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以色列。这下就成了技术问题，不过，它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后者声称以色列法庭至少在技术层面“最适合审判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以色列政府认为，在“最终解决”问题上，他们的书面资料和证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关于书面资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很晚才成立，在档案资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辩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及其律师实际上“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复国主义，毕竟是一场犹太人的自我批判运动。他写道：“我当时不在场。”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托尼·朱特几年前在《纽约书评》上撰文，称阿伦特犯过一些小错，她的批评者们因此永远不会原谅她；然而她在许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此，她值得被铭记。若知道自己的书重新唤起读者的兴趣，她一定会一边欣慰一边苦笑。她曾说，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丑闻如火如荼之际，雅斯贝尔斯曾写信安慰她：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就像他们刚刚为斯宾诺莎所做的那样。尽管你也许活不到那一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我当然会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品和纪念碑；也会邂逅那些突然建立又能长久维系的友谊，这种友谊有时会在陌生感融化了内心的拘谨、焕发出新的活力时开出花朵，这确实非常重要；但那些静谧的日子和那些喜剧性的夜晚才是我带回家最珍贵的财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我和我亲爱的反对者一起，问相同的问题：存在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期待。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死亡是生命里最常见的事情，不过这个可怜的老人在最后的喘息中说出这句话，也许我不该对此太吹毛求疵。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一些城镇以赫尔迈厄尼的名字命名，一些歌曲传颂着她的故事，还有一些和她有关的小小纪念品。在一张只写着下面几句话的断简残篇中，萨福把赫尔迈厄尼列入最漂亮的美人名单之中，“……［因为每当我］面对面看着你时，［就连］赫尔迈厄尼［似乎也无法］和你媲美，将你比作金发的海伦［似乎并无不妥］……”然而这个将被斯巴达王后抛弃的女孩永远也无法达到母亲那种偶像般的地位。她长得妩媚动人，却缺乏母亲那种俘获男人的本领，即使有也失败了。首先，海伦的品行不端给她打上了屈辱的烙印。在欧里庇得斯的《海伦》(Helen)一剧中，赫尔迈厄尼孤独地坐在斯巴达，她没有结婚，因为她有一个浪荡的母亲。从欧里庇得斯的另一部戏剧《安德洛玛刻》中，我们得知，她成年后便不再博得丈夫的欢心，因为她没有生育，被认为“身体不佳”。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成千上万的男人为了海伦不惜赴汤蹈火，甚至去死，受到追捧的那个人是母亲。为海伦流的血放大了她的美貌。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海伦依然若无其事地生活着，然而许多人却认为赫尔迈厄尼的生活会被母亲犯下的罪行给毁了。赫尔迈厄尼是个无可指摘的美女，而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兴趣索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然而事实证明，千百年来，赫尔迈厄尼有效地反衬了海伦的不光彩行为。通过强调赫尔迈厄尼的无辜、被弃和牺牲，作家们终于真正把刀子插进了这位斯巴达王后的身体。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拟情书》（一部虚构的古代名人往来书信的作品集）中，用他那聪明而巧妙的文笔，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赫尔迈厄尼的同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多利亚的大街上，当一个女人越轨并违反了女性规范，世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那就是必须有人把她赶回原位。因为“不过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写作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贬低她们，将她们性化和非人化，继续加强圣母/妓女的价值观。所以作者可以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形象对她们的外表进行排名，并宣告“看来，白教堂杀人犯对美丽的皮囊并不感兴趣”，然后得出结论，“玛丽·简·凯利漂亮，斯特赖德活泼……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里的平庸货色”。所以这类作者可以自由猜测这些女性在被谋杀前的性行为频率。所以人们可以接受将这些女儿、妻子和母亲视为“几个垂死的、烂醉的婊子”，而“（杰克）所做的只是处决，（然后）开膛破腹”。所以凶手能够一跃成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关注只因为她们“与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过亲密接触”。开膛手杰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叙事，描述了杀手对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们对这一神话的文化迷恋，只会正常化其厌女症的特质。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当他从自己少年时代能记事的时候起，挨着年月回顾到如今，他感到无限惋惜，岁月漫漫，解放前悲苦的年辰不用说，近年来的坷坎也不值得怀念，真正值得纪念的金色的日月却是那样短暂。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0

娜斯津卡，您知道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吗？我已经不得不举行周年庆祝来纪念自己的种种感受，来纪念从前是那样可爱，而在现实中却从不存在的东西——因为举行周年纪念，也是基于那种同样毫无结果的愚蠢梦想一一而所以要这样做，正是由于连这些虚妄的梦想都己不复存在，而且没有办法再得到它们了；须知梦想也不是不付代价便召之即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0

一切都以基督教传统和古典传统为根基。我们最初的老师，即希腊人和拉丁人，都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体系可能将信仰和仪式奠基于神话之上，这类神话几乎超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宗教圣典而言，基督徒的《圣经》是历史书籍，他们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中的插曲。基督教还以另一种也许更为深刻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历史性：在基督教教义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即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刷，才得以展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巨著，无一不回荡着过去的回声；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一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口头创造出来的——挂在嘴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导言31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也是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by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 Goodreads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27661640-introduction-aux-tudes-historiques对一个作者的赞扬，莫过于他能以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述说。西方文明相对其他文明，始终对记忆寄望颇多。32希腊人和拉丁人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基督教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的插曲。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剧。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挂在嘴边。古尔诺（Cournot）早已指出：法国人始终倾向按照理性原则重构世界，他们的集体记忆远不如德国人那么强烈。指的可能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古尔诺 (Augustin Coumot, 1801一 1877) D —— 译注糟糕的历史学的代价是我们最可靠的思想传统的猝然断裂。33历史至少有消遣的意义。发现从事科学的乐趣并为此而献身，这就是天职。获得求真的愉悦需要训练。根本不存在没有意义的思想工作。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活动，最能吸引人的想象力。34莱布尼茨从解读德意志帝国古老宪章中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不能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在1942年这个为科学而自豪、但并未出现半点幸福的世界，历史当然应受谴责。因为他浪费人的精力，唯一的作用只是在消遣上蒙上一点求真。一种思想活动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实证主义声称要以服务于行动的能力来衡量。经验告诉我们，表面看起来最无价值的思辨活动，有一天能提供出人意料的帮助。历史学应始终对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0

秦汉史专家劳榦先生称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当年十一月，刘彻发布了一条诏令，在历史上首次让郡国各“举孝廉”一名。顾名思义，“孝廉”就是对父母有孝行、品格清廉。刘彻希望天下郡国可以举荐这样的人给朝廷。举荐来的人当然是要任官使用，各尽其职，但举孝廉不免带来问题：道德高尚的人就一定有卓越的能力吗？道德和能力究竟哪个是第一位的呢？古人反复辩论过这个话题，一个比较能够被大家认可的答案是，乱世把能力放第一位，治世把道德放第一位。

戴波《有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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