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们都识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厂里缝12个小时的裤子，或是薪水连食宿费都不够付的粘火柴盒这样的工作。贫穷女性的劳动是廉价的，因为贫穷女性是可以被牺牲的，因为社会没有指派她们来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家。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人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