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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偶像"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偶像的句子/关于偶像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偶像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书写者在初动笔时，心里总有一份热情。但一段时间之后，书写者的笔杆就只不过在纸上索然摩擦罢了，没有任何一滴生命之泉打从笔尖流出。生命在外头：在窗外，在书写者的身外。似乎，再也没有人可以把正在构写的书页化为可资躲藏的逃逸空间；再也没有人可以轻易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门窗；再也没有人可以越过生命的裂口。或许这样也好。曾经，有人能够以愉快的心绪进行书写─欢乐和书写能够同时存在，恐怕并不是奇迹，也不是神恩，而是一种原罪：欢乐的书写就是偶像崇拜、就是骄傲之罪啊。我是否已经涤青自己了呢？不。书写的行为根本没有改善我。只不过耗损了我盲动而缺乏良知的青春。写下这些不满的书页，对我将有何等意义？书册和誓言，比不上一个人既有的价值。要靠书写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任何书写者都没有把握啊。人可以进行书写，只不过灵魂可能早就落失。
    卡尔维诺 《不存在的骑士》
    这种习惯根深蒂固， 1900年左右法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作《法国史》仍然以王朝的更替、君主的去世作为线索，把这些视为重大事件，记载得十分详细，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间隔号。……然而，早在 18世纪，人们就对这种历史提出了异议。伏尔泰写道：“在高卢的 400年间，似乎除了国王、大臣和将军，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值一提。”后来，逐渐出现新的历史分期法，它摆脱了帝国和王朝的束缚，以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依据，如现在既把“封建主义”作为时代的标志，又把它作为社会制度的标志，其中尤以“中世纪”一词最富有启发性。…………总之，我们似乎是要把任意选择的、如钟摆一般千篇一律的节奏强加给历史，这种所谓的规律性与历史本身的发展是完全不相符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然，不难理解，以帝国、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它们具有某种威望，这与长期以来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这种行为具有政府或国家法令特有的威严。”何况，一次登基、一场革命往往发生在某年甚至在某日，而学者又喜欢明确的日期。这种分期法既能减轻对叙述含糊不清的本能恐惧，又能借此聊以自慰。……注意！不要去崇拜虚假的精确偶像，最精确的测定未必是最小的时间单位，而是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东西。…………社会不是单一的事物，它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而同一代人并不总是同一阶级的人。影响一个青年工人的各种社会力量，对一个青年农民难道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吗？即使在联系最紧密的文明社会，思想的传播也是相当缓慢的。我父亲 1848年生于斯特拉斯堡，他曾说：“我年轻时，那些在巴黎已过时的东西，在外省却十分时髦。”这个例子表明，通过对比无非显示一方滞后于另一方。当人们说法国这一代人、那一代人的时候，就等于在提出一个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不过，其中当然包含着共有的主导因素。尽管某些作家抱有毕达哥拉斯式的幻想，但“代”的分期显然不是那么均...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在战地医院给你们写信。打仗了。八个国家的联军跟中国人打，一会儿是义和团，一会儿是他们的政府军。我们从天津往北京打，半路上又折回头往天津打，有颗子弹击碎了我的左腿胫骨。医生说，好利索了我也只能是个瘸子。瘸子就瘸子吧，总比死了好。不过也不好说，战争实在太残酷，现在我闻到火药味就恶心，看见刀刃上沾着血就想吐。想顺顺当当活下来不容易。按规定，腿伤养好了我得继续上前线。中国人很不好打，要是该回意大利你们又没见到我，那说明我已经被打死了。也可能死于其他原因。多事之秋，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遇到哪一个都可能活不成，蹿个稀也没准再站不起来。 哥哥一直说我喜欢“消失”，这一次要玩，那真就玩大了。所以，如果我没回去，这封信就可以当绝命书、诀别信看了。要是那样，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亲爱的哥哥，你也就当没我这个弟弟。务请你们节哀顺变。在战场上我经常想到死。跟杀人相比，我宁愿自己死。死了也好，灵魂就自由了，我可以沿着运河上上下下地跑，一趟又一趟。当年我的大偶像，马可·波罗先生，就沿着运河从大都到了中国南方。活着当不了马可·波罗，那就死了做。 老说死你们肯定不高兴，说点好玩的。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马福德。一个英国水兵朋友取的。大卫·布朗的中文很棒，四年前我们在威尼斯认识的。照音译，我应该叫马费德，大卫把“费”改成了“福”。他说福字更中国。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字，遇到好事要祝福，撞上坏事更要祝福，祝福下次碰上好事；过春节时还把这个字单独写下来，贴到门窗和家具上。我把舌头拉直了读了几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不错？ 好了，信写再长都要结束，我就长话短说，就此打住。永久的爱长存心里。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哥哥，我爱你们。我有无边无际的爱。我爱维罗纳家中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我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徐则臣 《北上》
    人类有两种较普遍的心理一一自己树立崇拜偶像的心理和自己毁灭他的心理。无论低级的崇拜抑或高级的崇拜。前者印证较普遍的精神上的奴性。后者体现较普遍的意识上的妒性。
    梁晓声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三十岁以上、单身、独居——从定义来看，你完全符合新时代女性的条件。但为什幺杂志上写的那些信息。对你来说打像另一个世界？杂志上介绍的新时代女性范本，都像你以前向往的偶像剧女主角，不是在大企业上班，就是自己开公司，或者拥有厉害的证照。她们全都是“特别”的人，和你这个“凡人”不一样。
    叶真中显 《绝叫》
    原来应召女郎的数据都是假的，谎报年龄，多灌水一到两个罩杯，不管腰围多粗一律填五十几厘米，这都是基本常识。据风间所说，一般男人对女性三围的认知都来自偶像写真集，所以A罩杯叫“飞机场”，腰围超过六十厘米就是“肥婆”。
    叶真中显 《绝叫》
    三十岁以上、单身、独居——从定义来看，你完全符合新时代女性的条件。但为什幺杂志上写的那些信息，对你来说却像另一个世界？杂志上介绍的新时代女性范本，都像你以前向往的偶像剧女主角，不是在大企业上班，就是自己开公司，或者拥有厉害的证照。她们都是“特别”的人，和你这个“凡人”不一样。
    叶真中显 《绝叫》
    据风间所说，一般男人对女性三围的认知都来自于偶像写真集，所以A罩杯叫“飞机场”，腰围超过六十公分就是“肥婆”。
    叶真中显 《绝叫》
    如果没有这种明成，我们的道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整性”，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如果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这也是马丁・路德・金对自己的理解：“我在策略上犯错，我在道德上犯错，我屈而跪去杆悔，求上帝宽恕我。”而“上帝并不是根据单独的事件或我们所犯的单独错误，而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总体倾向来审判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德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备性（moral integrality），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如果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徳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麻烦的是自吉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尼采韭常欣赏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 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尼采决意要揭露这种虚假。他有一本书叫作《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或怎样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一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拉祖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印度人死可没有挂白灯笼，也没有天、地、人给死者凭空添一笔，可以报个虚岁。…拉祖死去三年以后，他的偶像日落洞之虎卡巴尔·辛格也死了。死时七十三岁 不仅如此，卡巴尔·辛格横死后不久，银州安申湾一间半新不旧的庙宇做出创举，将日落洞之虎供上神龛。 这一则卡巴尔·辛格“封神”的新闻，银霞不说，细辉当天早上也已经看到了。他家里原来为何门方氏订阅了一份报章。…像卡巴尔·辛格封神这种趣闻，要是何门方氏还活着，家中必定是她第一人先看到，并且迫不及待地在细辉清晨下楼来时，含着满口嚼碎的苏打饼向他转述。但她前一年已经去世，…即便在事情发生五年后，在何门方氏的丧礼上，银霞在马票嫂身边坐了许久，心底仍隐隐有着一丝希冀，以为没准哪一刻会听见拉祖的声音，隔着老远呼唤她，银霞银霞！
    黎紫书 《流俗地》
    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殉难的照片，不只是死亡、失败、受害的提醒物。它们还使人想起幸存的奇迹。要使记忆永久化，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执行不断更新、创造、回忆一一尤其是在偶像式照片的烙印的协助下一一的任务。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殉难的照片，不只是死亡、失败、受害的提醒物。它们还使人想起幸存的奇迹。要使记忆永久化，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执行不断更新、创造、回忆——尤其是在偶像式照片的烙印的协助下——的任务。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让西方媒体深感兴趣，也成为阿富汗民众崇拜的偶像。正如许多杰出人物的骤然陨灭一样，马苏德的遇刺身亡也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传奇，他的照片、画像不仅在阿富汗北方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的街巷里，我也发现了印着他头像的纪念品。然而，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一直以来，阿富汗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其政权运作基本上由相互冲突的党派、军阀、民族、部落等混杂构成。在阿富汗，民族、部落和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各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形式、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许多部落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期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各民族、部落与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自1919年阿富汗宣布独立以来，历届政府都试图加强对境内各民族和部落的控制，但都遭到了强烈而残酷的反抗。阿富汗境内约有三十个民族，其中普什图族人口最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占着统治地位。不仅阿富汗历代国王（包括流亡国王查希尔）和军政要
    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
    其中包含的修辞多于纯朴的热情。甚至在音乐创作中，无论古今，出现的真正创造性的天才，大大少于技艺，这种技艺迅速升华为高超技巧，并且代替那种真正的内在艺术而把一种空洞无物的、令人心智枯竭的偶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古的宗教习惯以跳舞为主，演奏次之，歌咏则甚少。希腊诗歌艺术也曾将家族狭隘自私的观念化为希腊的民族意识，并将它化为人文主义。可是，在拉丁姆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势必得出推论，拉丁姆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枯萎，而不是一种繁荣，但在拉丁姆，艺术却在全民族意识中逐渐幻灭；它们既沦为各方面微不足道的手艺，同时在这儿也未发展出一种传教青年的普遍的民族教育思想。青年教育始终仅限于最狭隘的家庭生活。男童不得离开其父而陪伴他手执锄犁镰刀在田间作业，而且如父被邀做客或去元老院，随他到朋友家或同去会议场所。这种家庭教育大概适合于完全为家为国培养人。意大利艺术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以古希腊艺术为其明确的楷模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其中包含的修辞多于纯朴的热情。甚至在音乐创作中，无论古今，出现的真正创造性的天才，大大少于技艺，这种技艺迅速升华为高超技巧，并且代替那种真正的内在艺术而把一种空洞无物的、令人心智枯竭的偶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古的宗教习惯以跳舞为主，演奏次之，歌咏则甚少。希腊诗歌艺术也曾将家族狭隘自私的观念化为希腊的民族意识，并将它化为人文主义。可是，在拉丁姆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势必得出推论，拉丁姆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枯萎，而不是一种繁荣，但在拉丁姆，艺术却在全民族意识中逐渐幻灭；它们既沦为各方面微不足道的手艺，同时在这儿也未发展出一种传教青年的普遍的民族教育思想。青年教育始终仅限于最狭隘的家庭生活。男童不得离开其父而陪伴他手执锄犁镰刀在田间作业，而且如父被邀做客或去元老院，随他到朋友家或同去会议场所。这种家庭教育大概适合于完全为家为国培养人。意大利艺术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以古希腊艺术为其明确的楷模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罗马对神的敬畏大有影响于人民的心理，可是，为泛神教和一神教教义奠定基础的，绝不是对主宰一切的自然界和万能的神祇的那种恐惧，而是对一种颇为世俗式的恐惧，而且几乎同这样一种胆怯无本质区别，这种胆怯有如罗马债务人接近他的有理的，但十分苛刻的，又很强有力的债主那样的感受。祇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一种尘世现象的神灵化，所以它在这个尘世的对应图像中找到自己的场所（templum）及其影像；人为造成的墙壁和偶像似乎只能约束和扰乱神灵思想。因此，原始的罗马宗教祭祀没有神像，也没有神的居屋；罗马的诗歌，尤其是罗马的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其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罗马宗教缺乏所有生产能力。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罗马对神的敬畏大有影响于人民的心理，可是，为泛神教和一神教教义奠定基础的，绝不是对主宰一切的自然界和万能的神祇的那种恐惧，而是对一种颇为世俗式的恐惧，而且几乎同这样一种胆怯无本质区别，这种胆怯有如罗马债务人接近他的有理的，但十分苛刻的，又很强有力的债主那样的感受。祇只不过是，也只能是一种尘世现象的神灵化，所以它在这个尘世的对应图像中找到自己的场所（templum）及其影像；人为造成的墙壁和偶像似乎只能约束和扰乱神灵思想。因此，原始的罗马宗教祭祀没有神像，也没有神的居屋；罗马的诗歌，尤其是罗马的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其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罗马宗教缺乏所有生产能力。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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