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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意识是如此不可思议之物，因为一旦你确实对一切有了意识，你就会立即意识到还有更多。而一且你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理想，你就会看到这个理想的局限所在。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在佩特拉附近，常能看到贝都因男导游紧跟在外国女游客身后。对某些贝都因男人来说，阿里的生活方式简直是理想模板：当导游，钓鱼，娶个欧美女子，离婚后收获可观的“分手基金”，开家旅行社，从此自由富足。每当他们看到外国女游客尤其是欧美女子时，大约便瞥见了“梦想照进现实”的光芒，于是更加卖力地游说她们去沙漠游玩，而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大同小异的沙漠版浪漫剧本，期待着把爱情和好运一网打尽。这种导游也常出没在沙发客网站上。我庆幸自己是以雅布的客人身份来到这里，才得以和他们正常地围坐闲聊，而不会被硬拉进那套“星空、帐篷、篝火加烤肉”的廉价浪漫套餐里。
    班卓 《燃烧的龙舌兰》
    “你为什幺觉得那不会是你将来的命运？”露 我们这一代的命运。我们没有上一代人那样坚定的信念、狂热的理想、疯狂的偶像崇拜以及苦难的记忆；我们似乎什幺都有，包括机械的科学主义和空虚的自身，却又什幺都没有。 我还年轻，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不想像他一样等到四十五岁时才发现自己只是在徒劳地走，或者说跟着惯性在漂流，内心却一无所获。”
    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
    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这是多幺鼓舞人心愿意 的设想。然而面对世界的残酷真实，这更像是一种乌托 邦。有多少时候，乌托邦似的理想仿佛只是作为一种人 性的证明而存在。管时或识小三
    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此类标志间歇性地频繁出现于每一个大众社会，以呼吁大众动员起来，对付这场史无前例的威胁。可同样具有现代社会特色的是，这种对动员的呼吁太显笼统，而反响甚微，亦不足以迎接这场危及民族安全的威胁的挑战。不过，这一类的修辞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只要它不断传播与现代大众社会里公民追求财富积累和个人享乐的风气格格不入的共同行动的理想，那它就在为某个目标服务。 民族的生存，文明社会的生存，世界自身的生存，据说已处在危险中一此类危言，我们并不陌生，是出于压迫的目的而夸大某种疾病的神话建构的组成部分（紧急状态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云云）。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活性和冲动（癌症）。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活性和冲动（癌症）。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当过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时，它们就不再被类比为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样类比，是为了贬低它们。相反，疾病被看作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结核病是这幺一种疾病，它使强烈的欲望表露无遗；不管结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愿，结核病都显露出患者自己不愿表露出的东西。人们不再在温和的情感与过于强烈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隐蔽的情感与那些被显现出来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这些隐蔽的欲望现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诱发因素。“欲而不为，疫疾生焉，”布莱克写道—此为其大胆放肆之《地狱箴言》中之一则。 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强烈的渴念，以及对渴念的渴念，来寻求优越感。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当代浪漫主义却信奉与此相反的信条—即，他人才是有强烈渴念的人，而自己（这些叙事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则少有渴念，或干脆全无渴念。那种不动感情的现代浪漫自我，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中有其先驱者（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这些先驱者仍然还是英雄—率性鲁莽，心有块垒，自暴自弃，为自己感觉的无能而痛苦。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根据前现代有关均衡人格的理想，情感发泄理当有所节制。行为与行为的潜在不节制性之间，存在着界限。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有关个性病的观点，是与结核病一道被提出来的，一起被提出的还有这种观点，即只有当人遭遇到死亡时，才会变得更敏感，此外，从围绕在结核病周围的那些意象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有关个性的现代观点的浮现，这种现代个性观点在二十世纪获得了一种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恋性的形式。生病是使人变得“有趣”的一种方式—这正是“浪漫”一词最初的定义（史莱格尔在一七九八年《论希腊诗歌》一文中，把“趣味性”当作现代—即浪漫—诗歌的理想）。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中产阶级中乱交欲望的减少，一夫一妻理想以及谨慎的性生活理想的增强，（……）对艾滋病的这种反应，尽管部分地是十分理性的，但它加深了人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屡屡提出的对启蒙现代性诸多理想（以及冒险） (many of the ideals (and risks) of enlightened modernity) 的广泛质疑；与这种新出现的性现实主义 (sexual realism) 形影相随的，是对调性音乐、布格罗绘画 (Bouguereau)、证券投资事业 (a career in investment banking) 以及教堂婚礼的乐趣的再度发现。在八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为准备过新的独身生活 (neo-celibacy) 和降低性冲动而例行服用那 (p.149) 些用来提高脑力工作 (mental work) 和长时间谈判所需精力的药物（资产阶级对可卡因的使用，同样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 (mental) 方式：由电话（……）构成的商业化色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乱交，即通过电话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接触彼此的体液。对接触的限制现在也同样存在于计算机世界。计算机用户被告诫要留意每一个软件，视其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由于当代欧美文化通常并不把“柔弱”作为女性理想美的因素之一，因而《爱情故事》可能是碰巧选择了白血病，作为女主人公的致命性疾病……但东亚国家却把白血病当作文学艺术中的一种高发的常见病，仿佛年轻的女主人公若要患上一种致命性的疾病的话，那一定是白血病，这几乎成了一种套路，如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和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等中的女主人公。这与东亚国家看待女性理想美的传统方式有关，即把“柔弱”作为理想女性美的一个方面，而白血病恰恰能提高这种柔美的意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子，因而白血病并没有和“美”的意象重叠在一起，因而给人的感觉是痛苦的，而《血疑》和《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中的女主人公却都是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子——美丽而柔弱，这是一种东方传统的理想女性美，尽管导致柔弱的因素是一种疾病，但一旦与美结合在一起，就变得不那幺可怕了，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感伤。女主人公的美净化了白血病，而仅以柔弱为症状（指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症状）的白血病则净化了女主人公的灵魂，使其更为超凡脱俗。——译者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对比，将转换成生与病之间的对比。疾病（被等同于死亡）成了生命的对立物。（……）(p.68)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内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 (p. 28) 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毕夏1800年:生命是“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马里内蒂1920年:任何为卖弄学问而摆弄概念的作风都是反人性的。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西贝尔贝格的片子是电影所具有的象征主义潜力的权威艺术表达，也很可能是本世纪最为雄心勃勃的象征主义作品。他认为电影是一种理想的精神活动，既是感官的，又是思考的，它从现实停步之处起步：电影不是作为现实的创造，而是作为“通过其他途径来完成的现实的继续”。西贝尔贝格在录音棚里对历史的沉思中，事件（依靠超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帮助）被视觉化了，同时，又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不见（此为象征主义理想）。但是，由于《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缺乏象征主义作品典型的文体同一性，因此，该片具有一种象征主义者认为的粗俗并因之舍弃的活力。其种种杂质也使这部影片在确保其表现范围的模糊性和广泛性未有丝毫减弱的情况下，避免成为稀薄、排外的象征主义作品。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人们通常对制服怀有一种幻想。制服暗示着团体、秩序、身份（身份的表示依靠的是军衔、徽章、勋章，以及那些表明穿制服的人是谁，他又做了什幺事的东西：其价值得到了承认）、能力、合法的权威以及合法的使用暴力。但是制服与制服照片不是一回事儿——制服照片是色情材料，党卫军制服的照片则是构成一种特别有力、传播颇广的性幻想的组成单位。为什幺是党卫军？因为党卫军是一种理想的化身，代表着法西斯主义关于暴力的正义性，即有权征服他人，并将其完全视为绝对低人一等的人的这一公开主张。是在党卫军身上，这一主张似乎才显得最完整，因为党卫军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残暴且有效的方式将之付诸行动；因为他们将自己与某种美学标准联结起来从而使之戏剧化。党卫军是作为一种精锐军团而建立起来的，它不仅是最高的暴力，而且是最高的美。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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