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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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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绝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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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兰在这本《黑暗时代群像》书中所论的都是20世纪前半页的知识分子,都是她身边熟识的人——处在上一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学术文化中心,一个政治环境最黑暗,却是思想文化最灿烂的时代。“黑暗时代”一词出自德国诗人布莱希特的名诗《致后代子孙》,指的是20世纪黑暗现实中无所不在的恐怖,一个政治大灾难、道德大沦丧,艺术与科学却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鄂兰称之为“黑暗时代”:一个动荡、饥饿、大屠杀、绝望、不公不义的时代。 鄂兰以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民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萤萤微光,正式基于这样的信念,乃有了这组群像的勾勒。
汉娜·鄂兰 《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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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 ,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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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一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ー一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一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一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通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一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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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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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服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服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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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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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怀着深情记起的“方钉子”,我将称她为“露易丝”,是安德烈从纽约挖来的。当时她的工作是给蒂芙尼的商品目录撰写文案,安德烈一眼相中她就是应该管理编辑部的人:不是干编辑的活儿,而是组织编辑们干活儿。安德烈一直有个梦想,梦里有各种程序和挂图,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克服一本书从打字机到印刷机的全部流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作者忽然有了个新想法、编索引的员工患“流感”倒下了,或版权持有人不回信,等等。而露易丝——即将治愈这些问题,为他实现梦想。但我们无法预见如此幸福的结局,只能心怀恐惧地等待她的到来,他是这样宣布的:“你们都必须绝对服从她。连我也会服从。”乍一看,她确实有点令人担心,但这只是因为她太时髦了。她身材苗条、骨架窄细,着装让人嫉妒得发狂——就是优雅的纽约人爱穿的那种休闲服,简单到你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知道它们很贵。她那惊人的沉着和自信并没有妨碍她的魅力,第一天我带她去吃午饭,对她的态度已经比想象中热情。确实,还没有吃完第一道菜,之前在我心里响起的警报就消失殆尽。露易丝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她为什么接受安德烈的提议。她在纽约遇到了肯·泰南 (泰南在那里比在伦敦更有名,无论是作为戏剧评论家还是他的个性都声名远扬),疯狂地爱上了他。当他动身前往伦敦时,她身无分文(她是怎么弄到这些衣服的?),不可能跟他走,所以一直处于绝望之中……然后,突然间,天上掉下了这个机会。我会不会觉得肯会介意呢?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因为他说了这个,这个,这个,还做了那个,那个,那个……想必,那一定意味着他们之间的风流事将愈演愈烈……或者,我会不会觉得她大概不够明智?我跟泰南的距离,从来没有短于酒会上房间的两端,但也不可能没听到过那些关于他的传言,这些传言让我确定她确实非常不明智。我已经预见到未来收拾战场时的狼藉,但那一天,我主要想的是愉快地确认,这个迷人的傻姑娘永远不可能管理任何事,甚至她命中注定的爱...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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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诺曼·梅勒'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这本书是一位绝望的文学经纪人带来的,因为尽管它已经在大西洋彼岸引发了狂潮(就是当时那种总是神秘地先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但伦敦的六家大型出版商都将其拒之门外。那时我们的书单已经逐渐充实起来,销售也蒸蒸日上,但仍然不过是个小机构,无法成为手拿一本好书的经纪人的第一选择,要不是他们觉得不会有别的出版社出价,我们甚至不会成为“第七选择”。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其中所有士兵角色都在太平洋战场拥有地狱般的遭遇,梅勒本人曾在那里服役。他一心想要准确地传达这些士兵的天性及经历,所以自然希望将小说中的男人们描述得真实,这就意味着一定且经常需要使用“fuck”和“fucking”这两个词。他的美国出版商曾告诉过他,他们知道这是本好书,但要是将这个词直接印刷出来,不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出版的(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曾经有人建议使用“f—”来代替这个词,但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频繁,这么代替的话,整个对话看起来就像一张渔网,所以后来大家一致同意用“fug”和“fugging”来代替。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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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简·里斯前四部小说的读者,没人会认为她擅长生活。但要是没见过她本人,你也不会知道她不擅长到什么程度。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朗西斯·温德姆'向我推荐了她,当时他是这些小说为数不多的崇拜者之一,于是我从1957年开始与简通信,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与她见面,因此我在她饱受困难折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帮上她任何忙。也许这还不是她最糟糕的时候,她经历的最黑暗时期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三年。当时她和第三任丈夫、退休海军军官马克斯·哈默住在肯特郡的贝肯汉姆,花光了所有积蓄,马克斯在绝望中还陷入了深深的麻烦,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金钱,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在那场噩梦中,简得了抑郁症,每天将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状态非常糟糕,最后自己也多次在法庭出出进进,还人狱过一次。我们刚联系上时,马克斯已经服完刑,他们悄悄地搬到了康沃尔,住过几处条件极其简陋的住所,那时已经不是最低谷了,但在重新成为作家之前,还有九年非常艰难的日子等着她。她向来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但在1939年,她的第四部小说《早安,午夜》问世时,她在文学界已经广为人知了。战争开始后,很多人都“消失”了,他们被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带走,加入部队或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当时简跟着第二任丈夫离开伦敦,他去世后,她就和马克斯一起滑入了新的不幸中,和以前的熟人失去了联系,也变成了一个“消失之人”。弗朗西斯想知道她发生了什么,有人告诉他,简在塞纳河淹死了,还有人说她喝酒喝死了。这些情况,就是人们构想的她可能遭遇的命运。最后还是BBC找到了她,当时他们正准备播出由女演员塞尔玛·瓦兹·迪亚斯制作和表演的《早安,午夜》的改编版,在广告中,提到“已故的简·里斯”,她对此做出了回应。得知此事后,弗朗西斯写信给她,她回复了,说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受弗朗西斯和我的热情感染,安德烈·多伊奇同意我们以25英镑的价格购买预览该书的期权。...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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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让我想起简·里斯常说的一句话,她每次喝醉了,就说:“我有点醉了,好吧,我醉得厉害。”关于变老这件事,她从未说过:“我有点难 受,好吧,我难受得厉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她太痛恨或太害怕变老才绝口不提,否则她一定会这么说的。 It made me think of a turn of phrase often used by Jean Rhys, usually about being drunk: ' I was a bit drunk, well very.' She never in fact said ' I was a bit sad, well very' about being old, but no doubt she would have done if she had not hated and feared it too much to speak of it. 简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她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变老这一事实。Jean was one of my object lessons, demonstrating how not to think about getting old. 对她来说,未来充满了怨恨和绝望。The prospect filled her with resentment and despair. 有时她会很挑衅地宣称要把自己几近灰白的头发染成鲜红,但从未实施,而没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为她没有精力去做,而应该归功于她依然还有那么点理性,知道这么一弄她自己看起来一定相当诡异。Sometimes she announced the defiant intention of dyeing her pretty grey hair bright red, but she never did so; les...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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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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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 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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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不知道为钱犯愁是什么滋味。”《杀人广告》(Murder Must Advertise)(1933)中,凶手对温西说道。但温西的创作者显然能感同身受。回望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一年,除了小说《谁的尸体?》最终大获成功带来的喜悦之外,还有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带来的黯淡记忆:写作是否真能带来物质上的回报?塞耶斯在给父母的信件中,通常会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日常生活、对写作的感受,很少提及那些幽暗的情绪。即便塞耶斯没有全然向父母吐露隐忧,我们仍能从信件中寻找到她在这段时间正经历沮丧情绪的痕迹:“最近发生的事都诸多曲折,令人疲惫,也令人欢喜。我的情绪起伏很大,这一刻还是欢欣鼓舞,下一刻或许就跌入了绝望深渊,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料。我如此痴迷于彼得爵爷的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写作能完全占据我的思想,这样我才不会一门心思想着那种我渴望却求之不得的生活。”她后来回想起消沉是怎样给她因新获独立而振奋的心灵蒙上阴影,正如痛苦而清醒的认知是怎样煎熬她写作的决心,她明白万一写作这条路无法带来物质回报,那么她投入写小说的时间越多,她亲手给自己搭建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是情感上,也是经济上—轰塌时就越声势浩大。和H. D. 一样,只有在度过困境之后,塞耶斯才有勇气承认她是如何咬紧牙关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坚持了下来。在梅克伦堡广场,为了抵御时时侵袭的忧郁情绪,塞耶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幻想雅致、考究的生活:她将所期望通过写作获得的财富尽数加诸笔下的人物。她在几年后写道:“彼得爵爷有巨额的收入(虽然我从来没有特地思索过收入来源)……我是特意安排给他的。这样的安排不需要我特别费力,而我那时经济相当拮据,给爵爷花钱能让我获得快乐。我不喜欢住在装修简陋的屋子,就给爵爷安排一间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豪华公寓。我屋子里的地毯廉价粗糙,还有个破洞,就给爵爷安排一块极尽华美的奥布松地毯。我没有钱付公交车费,就给爵爷安排一辆戴...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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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想象一名史前公主及其同龄人的生活时,在铭记她们真实而非凡的成就,和偶尔精明世故之外,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迷信、偏见和无知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有一个与海伦的故事有关的特殊仪式。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国王的妻子盖苏拉维亚(Gassulawiya)病重。绝望中,她派了一名替身代表自己前往伟大女神莱尔瓦尼(Lelwani)的神庙。这个女人因为美貌而被选中。生病的王后祈求神灵:“这个女人是我的替身。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献给您。和我相比,她显得出类拔萃、纯洁、美丽、白皙,而且身上的装饰一应俱全。啊,至高无上的女神,我的主人,现在请好好看看她。请让这个女人站到我的主人、至高的神灵面前。”也许这个“美丽”“白皙”的女子将会被献祭。文本受毁严重,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她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美貌使她值得被用来祭祀,成为祭品。一个垂死的王后(近东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相信,在地球上所有的已知物品之中,在赫梯帝国的巨额财富所能换取的所有物品之中,美女是最能讨得女神欢心的。美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如果在公元前13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诞生了一位美得不可思议的女子,我们对她变成图腾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听到男人们为了“一个海伦”而兵戎相向的事,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然而,正如墨涅拉俄斯和帕里斯发现海伦的美貌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完美生活,这场为盖苏拉维亚施行的美女巫术也失败了。王后还是死了。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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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船只被困在奥利斯的原因是一名希腊士兵(有人说是阿伽门农自己)在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圣所杀死了一头鹿。更糟糕的是,这名傲慢的猎手还吹嘘说他的猎杀技术比神还要高妙。女神被激怒了。只有用最完美的物种的鲜血献祭,才能平息阿尔忒弥斯的怒气。于是阿伽门农便派狡诈而又油嘴滑舌的奥德修斯去说服自己年轻的女儿赴死。“跟她说阿喀琉斯在等她,”这名绝望的国王说,“跟她说她将嫁给所有英雄中最伟大的那一个。”伊菲革涅亚和母亲吕泰涅斯特拉一起从迈锡尼启程。然而她来到之后才发现,并没有人给自己穿上婚纱,相反,父亲把她带到了祭坛的石板前。她将在这里成为牺牲,表面上是为了取悦女神,实际上是为了希腊的荣誉,为了保证希腊人能够为了美的象征而战。这真是一个绝望的时刻。伊菲革涅亚哭喊着看向父亲,但她还是被抬了起来,“像一只山羊一样,脸朝下,放在祭坛上”。她的“嘴被蒙上,马嚼子被人粗暴地拉扯着,本该给整个家族带来诅咒的一声叫喊被抑制住了”。她认识所有攻击她的人,但她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用眼睛射出悲伤之箭”,射击那些把她送上祭坛的人,“[她的眼睛]生动如画,仿佛要一个个叫出他们的名字”。而所有这些,正如一名守夜人刻薄地指出,都是海伦的错。伊菲革涅亚为“防卫,/为一个女人的复仇之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伊菲革涅亚死得如此恐怖残忍,这使阿伽门农的妻子,海伦同母异父的姐妹吕泰涅斯特拉在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回来之后就把他杀了。父亲遇害的惨状,反过来又刺激了俄瑞斯忒斯,使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俄瑞斯忒斯因不孝和仇恨而受到复仇女神(the Furies)的惩罚,并被逼疯。海伦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场连环悲剧的始作俑者。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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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都带着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走上战场。一些人从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中汲取灵感和安慰。其他人则认识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鲁莽而欠考虑、凶多吉少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他们反复地阅读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审视战争的矛盾和混乱时那些谴责和怒斥的段落,荷马认识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仇恨和忠诚、动机和策略均非常脆弱,就跟糖结晶做成的杯子一样。
贝塔尼·休斯 《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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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
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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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波莉恐惧并憎恨着济贫院。沃克家和尼科尔斯家的人都很勤劳,他们知道自己靠双手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并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甚至更可能对那些走进联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谁叫他们好吃懒做、道德败坏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费用的人才能选择离婚,而希望与丈夫“正式”分开的工人阶级妻子首先要证明她的绝望和贫困。要证明这点,唯一的方法是进济贫院。对许多妻子来说,这段苦难被描述为“她们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并作为“永久的污点”伴随着她们。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
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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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
海莉·鲁本霍德 《生而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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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你的意思,”她说,“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了。我们生来就各有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淇,约翰·亨利生来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挣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限定。这是不是你想要说的?” “我不知道,”弗·洁丝敏说,“但我不想被限定。” “我也不想,”贝丽尼斯说,“谁都不想。而我被限定得比你还厉害呢。” 弗·洁丝敏理解她为何这样说,是约翰·亨利奶声奶气地发问:“为什么?” “因为我是黑人,”贝丽尼斯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每个人都这样或那样地被限定,但他们又格外地钳制着一切有色人种。他们将我们区分出来,逼进死角。我们首先被生而为人,受到跟所有人一样的限定,如我刚刚对你说的,然后我们生为有色人种又受到另外的限定。有时候,像哈尼这样的男孩会觉得窒息,想要去破坏些什么,或者将自己打个粉碎。有时候这些让我们无法承受。” “我理解,”弗·洁丝敏说,“但愿哈尼有办法。” “他只感到绝望。” “是的,”弗·洁丝敏说,“有时候我也想砸坏点什么。我希望自己能把整个镇子捣个稀巴烂。” “我听你提起过,”贝丽尼斯说,“但这没有用。关键在于我们都被限定了。我们用这样那样的办法,想松动,想让自己自由。比如,我和鲁迪。当我和鲁迪在一起,我就不觉得自己那么不自由。可是后来鲁迪死了。我们到处尝试,使尽浑身解数,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挣脱。”
卡森·麦卡勒斯 《婚礼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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