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句子 | 关于恐惧的句子 | 描写恐惧的金句_句子抄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恐惧"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恐惧的句子/关于恐惧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恐惧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彰显行动和言说的基本境况——人的复数性，具有平等和差异的双重特征。如果人们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既不能相互理解和了解他们的先辈，也不能计划未来和为他们的后辈作打算。如果人不是彼此差异的一—每个人都不同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其他任何人——那么他们就176不需要言说或行动来让自己被理解，只要用手势或声音来传达直接的、同一的需求或欲望就够了。人的差异性( distinctness)跟他者性(otherness)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所有存在物都拥有的一种异于他者（alteritas）的品质，因此在中世纪哲学中，它属于存在者超出各自的特殊性质之外的四个基本、普遍属性之一。他者性当然是复数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定义都是区分开的，以及为什么不把一个东西从其他东西中区别开来，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什么的原因。不过他者性的最抽象形式只有在无机物的纯粹复制中找得到，而所有有机生命体总是显示出变化和差异，即使在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也是如此。但是只有人才能表达这种差异，使自己与他人相区别，且只有人能跟人交流自身这种差异，而不仅仅交流单纯的饥渴、爱憎或恐惧一类的东西。在人这里，化与所有存在者共有的他者性，以及他与所有有生命体共有的差异性，变成了独特性 ( uniqueness)，而人的复数性正是这独特的存在者悖论般的复数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的幽灵，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理想，比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更让人恐惧。这个理想并不是新的，它清晰地显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假定中，即积极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财富增长、物质丰裕，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外，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但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包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的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说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才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凡人是能够幸福的。也许我们正处在把劳动动物的理想变为现实的途中，一个明显的危险迹象时，我们整个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浪费经济，每个东西一在世界上出现就被尽可能快地吞噬和抛弃掉，只要这个过程本身还没有突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的话。但既然这个理想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中的成员，而根本不再是在一个世...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即使与边沁观点相对的休谟也深知，要让快乐成为一切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就必须承认真正指导人类行动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不是欲望，而是恐惧。“如果你……问，为什么某人想要健康，他就会回答你，因为生病是痛苦的。如果你再追问下去，想知道他憎恨痛苦的原因，他就无法回答。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不可能再参照任何其他对象来评价。”不可能回答是因为，只有痛苦是完全不依赖任何对象的，沉浸在痛苦中的人，除了真正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以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快乐享受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它之外的事物。痛苦是内省所发现的唯一内在感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有理由认为，让逐渐破落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作家”，她“对于被固定在某个陷阱中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任何一种职业由于总是要在生活中指派一个确定的角色，因而都成为一种陷阱，遮蔽了生活本身的无限可能性。…精神上的寂寞和需要被人崇拜都算不上什么致命的罪过，因为这些都只是爱的可怜的替代品——只有爱，相互之间的爱，才能给予对一个人存在的最高确证。然而，在我们需要被提醒不要愚弄自己时，这样一些现象的出现却是最好的提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有理由认为，让逐渐落魄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菜辛从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他喜欢“挑战偏见”和向宫廷的臣仆们宣示真理”。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有一次，当他试图向自己已解释这种“悲剧性的快乐”的来源时，他说：“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刘地回想起希腊人关于激情的学说，他们把诸如愤怒这样的情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当中，却把希望和恐惧一起算到坏的激情里。就这一评价取决于真实性（ reality）方面的差异而言，它与菜辛完全相同；不过，他们所说的“真实性”都并非以激情对灵魂的影响力来衡量，而毋宁说是由激情传达给灵魂的现实性（ reality）的程度来衡量的。在希望中，灵魂越出了现实，正如在恐惧中它从现实面前退缩了回来。然而愤怒，尤其是莱辛身上的那种愤怒，却显明和揭示出了世界，正如菜辛在其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 Minna von Barnhelm）中的笑声试图带来与世界的和解那样。这样一种笑帮助人在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它仍然是反讽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把人的灵魂出卖给世界。快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化了的对真实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对世界的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爱。甚至那种关于人将被世界毁灭的知识，也不能减损这种“悲刷性的快乐”。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恶的真正诱人之处，魔鬼身上所具有的迷人特质，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现象。从最广义的“审美”来看，那些坚持“生意就是生意”信条的商人，以及认为“战争就是战争”的政治家，都是处在“价值真空”中的审美化的文人。在他们都为自己体系的自洽性而着迷这点上，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杀人者，是因为他们准备为这种自洽性、这种“优美的”一致性而牺牲任何东西。…我们如今知道，杀人远不是人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而死亡也绝非人们最恐惧的事情。死亡并不是“可怕之事的顶点”，很不幸，世界上有着比死刑要严酷得多的惩罚。“如果死不存在，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这句话必须修正，在“死”的旁边加上“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倘若不是有死亡的话，这样一种痛苦对人来说甚至会更加不可忍受。而这正好就是“地狱中的永罚”的可怕性所在，如果不是因为它比“永远的死亡”更可怕的话，它根本就不会被人发明出来。在这样一种经验的光照下，我们的时代或许应该开始研究痛苦经验在哲学上的重要性，而当代的哲学却依然对它持有一种隐秘的轻视，正如三四十年前的学院哲学曾对死亡经验也有过同样的轻视那样。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现代人与古代人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同情心视为某种完全自然的东西它和恐惧一样都是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古代人采取了一种与现代对同情心的极端推崇完全冲突的立场。最有同情心的人在古代人看来，与其说是最好的人，不如说是最胆怯的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同情心具有影响人的特征它像恐惧一样无可阻挡地征服了我们。由于同情和恐惧这两种激情都是纯粹被动的，因而使得人无法行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将同情和恐惧列在一起的原因。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从那时起，同情心就一直是欧洲革命史的个不可分离的显著部分。如今，同情心无疑是被视为一种自然性的、生物性的感受，它不由自主地触及每一位看到痛苦景象的正常人，无论这种痛苦离他有多么遥远。同情心因而似乎是某种情感的理想基础，这种情感认为，向所有人伸出手就能建立一个在其中人人皆兄弟的社会。通过同情心，18世纪具有革命热情的人道主义者寻求与不幸者和悲慘者的联合一这种努力等同于让兄弟之情弥漫开来。但是，它很快就出了问题，因为这种人道主义的最纯粹形式乃是底层民众的一种特权，它无法传递给那些不属于底层的人，也无法轻易地被他们接受。无论是同情心，还是实际上的对痛苦的分担，都并不足够。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同情心带给近代革命的危害，这些革命致力于提高大多数不幸者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公正不过，为了获得对我们自身、对感情的现代方式进行理解的一个局部的视角，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在古典时代（那时人们具有远多于我们的对所有政治事务的经验），人们是如何看待同情心和兄弟般的人道主义的。现代人与古代人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同情心视为某种完全自然的东西，它和恐惧一样都是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代人采取了一种与现代对同情心的极端推崇完全冲突的立场。最有同情心的人，在古代人看来，与其说是最好的人，不如说是最胆怯的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同情心具有影响人的特征，它像恐惧一样无可阻挡地征服了我们。由于同情和恐惧这两种激情都是纯粹被动的，因而使得人无法行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将同情和恐惧列在一起的原因。然而，将同情简化为恐惧（仿佛他人的痛苦在我们内心引起的只是我们对自己的恐惧）或将恐惧简化为同情（仿佛在恐惧中我们只感受到对我们自己的同情），都将是完全的误导。而我们在听说斯多噶派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同情和嫉妒时，我们就会更加惊奇了：“因为，因他人的不幸而痛苦的人，也同样会因他人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观众里充斥着“幸存者”，都是来自欧洲的中老年移民，像我自己一样，对于应该知道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根本没心情来听取什么教训，当然也无须让这场审判帮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证人一轮轮更替，恐惧一层层攀升，他们坐在那里，不得不面对讲故事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倾听那些他们无法独自承受的故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过去的十五年里，所有专家都对德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百思不解，如今则豁然开朗：德国人并不怎么在乎，也不特别关注国内在逃屠杀犯的现状，既然他们中没有人能够出于自身的意志犯下谋杀案；尽管如此，如果世界舆论— 或者说，德国人所称的外国，这个词把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 死咬住不放，并且要求这些人受到惩罚，那么他们一定非常乐意配合，至少会尽一份薄力。阿登纳总理已经预见到这种窘境，并表达出自己的忧虑。他认为审判将会“再次唤起所有人的恐惧”，在全世界制造出新一阵反德浪潮。事实的确如此。在以色列筹备审判的十个月里，德国以空前的热情在国内对纳粹战犯展开搜捕和起诉，好在尘埃落定之际不致颜面扫地。不过，无论是德国的权威机构还是任何有分量的公众意见，都没有提出要引渡艾希曼，这本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强烈要求自己来审判自己的罪犯。（阿登纳政府的官方立场认为无法引渡，因为以色列同德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这只意味着不能强迫以色列引渡。黑森州司法部长弗里茨·鲍尔洞察到了这一点，故向波恩的联邦政府申请启动引渡程序。但是鲍尔先生单纯从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感受出发，使德国公众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的申请不仅在波恩政府那里碰壁，而且几乎无人注意，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另一个反对引渡的理由是，西德政府派到耶路撒冷的观察员认为，德国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无法让艾希曼罪有应得。从德国法庭对纳粹集体屠杀犯的宽大处理来看，很难不去怀疑这种论调背后的诚意。当然，正如J.J.扬森在《莱茵水星报》[1961年8月11日]上所言，在德国审判艾希曼的最大政治风险是，艾希曼可能会因缺乏犯罪意图而被判无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美国的建国者们的杰出的睿智显示出其超人才华，是深为人们所感受到的。但是似乎并不是充满了那种犹如革命传统广泛流传的说服力及真实体验。美国革命仿佛是从毫无人类悲惨的恐惧景象和司空见惯的贫困呻吟的那种象牙塔中爆发出来的。……美国革命的人们，从最初到结束，从独立宣言问题到美国宪法制定，仅仅是局限于那些参与活动的人们。他们健全的现实主义没有成为同情的俘虏……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艾希曼对事实的歪曲利用令人恐惧，因为事关恐怖行径；不过从根本上说，这同人们在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之所见所闻并无太大差别。（1961年议会选举年，施特劳斯曾问避难挪威的波兰特：“那十二年里，你在德国境外都做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德国国内做了什么。”语气中满是无辜，无人提出异议，更不用提醒这位波恩政府成员，那十二年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已是臭名昭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狱瓣赛领餐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可我想逃避的不是死亡，而是不得不去了解生活中的这种恐惧。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这是个令人吃惊的认知。我从一九一七年活到如今的一九六一年，仅仅通过印刷文字和图像，我了解了暴力；了解到社会的不公和革命；目睹犹太人跌跌撞撞地走下水泥台阶，走进毒气室；体会到恐惧和饥饿，感受到失去自由或勇气的心情，也体验到摆脱贫困和为自由而战的冲动：这真的非常令人震惊。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0

那一天是欧洲胜利日，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那天，战争结束的奇妙真相才开始闪耀，甚至掩盖了我对投放于日本的原子弹的恐惧。我终于能和一群朋友一起在林荫大道上喧闹，全心全意地欢呼，期待王室成员走到阳台上与民众见面。聚集在那里的庞大人群，虽然开心却并不激烈，没有冲撞也没有推搡，尽管许多人被迫站在宫殿前的天竺葵花坛上，但第二天早上的《泰晤士报》报道称，没有一棵植物遭到损坏。虽然到处都打着“胜利”的旗号，但人们庆祝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和平，是生活回归到它本来应有的样子。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0

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基塔·瑟伦利这么习惯于书写关于邪恶的文章，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自己生命早期就陷入了如此灼痛的知觉并受困于此，那么她擅长这类写作就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诚然，为了与邪恶对抗而对之进行的了解，我们至今就算有了一些，也并不太多，而且，面对可怕事物时，我们的恐惧和沮丧常常将可能有的兴奋掩饰了起来。但是，如果任由这些理由阻止我们去了解腐败发生的机制，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我看来，基塔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历了那一切的大约二十五年后，依然想要一个解释，没有比深人透视这个特定邪恶人格更好的机会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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