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五年里，所有专家都对德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百思不解，如今则豁然开朗：德国人并不怎么在乎，也不特别关注国内在逃屠杀犯的现状，既然他们中没有人能够出于自身的意志犯下谋杀案；尽管如此，如果世界舆论— 或者说，德国人所称的外国，这个词把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 死咬住不放，并且要求这些人受到惩罚，那么他们一定非常乐意配合，至少会尽一份薄力。阿登纳总理已经预见到这种窘境，并表达出自己的忧虑。他认为审判将会“再次唤起所有人的恐惧”，在全世界制造出新一阵反德浪潮。事实的确如此。在以色列筹备审判的十个月里，德国以空前的热情在国内对纳粹战犯展开搜捕和起诉，好在尘埃落定之际不致颜面扫地。不过，无论是德国的权威机构还是任何有分量的公众意见，都没有提出要引渡艾希曼，这本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强烈要求自己来审判自己的罪犯。（阿登纳政府的官方立场认为无法引渡，因为以色列同德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然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这只意味着不能强迫以色列引渡。黑森州司法部长弗里茨·鲍尔洞察到了这一点，故向波恩的联邦政府申请启动引渡程序。但是鲍尔先生单纯从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感受出发，使德国公众不能够感同身受；他的申请不仅在波恩政府那里碰壁，而且几乎无人注意，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另一个反对引渡的理由是，西德政府派到耶路撒冷的观察员认为，德国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无法让艾希曼罪有应得。从德国法庭对纳粹集体屠杀犯的宽大处理来看，很难不去怀疑这种论调背后的诚意。当然，正如J.J.扬森在《莱茵水星报》[1961年8月11日]上所言，在德国审判艾希曼的最大政治风险是，艾希曼可能会因缺乏犯罪意图而被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