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话题:为什幺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又很一致。并不是因为现代人都是拜金主义者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
来台之后,与火车更有缘分。什么快车慢车、山线海线,都有缘在双轨之上领略,只是从前路上的东西往返,这时,变成了纵贯线上的南北来回。滚滚疾转的风火轮上,现代哪吒的心情,有时是出发的兴奋,有时是回程的慵懒,有时是午晴的遐思,有时是夜雨的寂寞。大玻璃窗招来豪阔的山水,远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断,窗内的思绪不绝,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长途,终站尚远,两头都搭不上现实,这是你一切都被动的过渡时期,可以绝对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识乱流。
余光中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1
余光中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1做什么并不重要,世上的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通常懵然不知。
保罗·科埃略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0
保罗·科埃略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0我个人总是觉得,从来没有什么“偶然引发”的历史事件。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在推动。它们来自各个方向、各种人、各种意图,但最终促进这件事件爆发的,往往就是这些背后的故事。
张玮 《历史的温度》0
张玮 《历史的温度》0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着,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民无条件的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
李颖迪 《逃走的人》0
李颖迪 《逃走的人》0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癌症隐喻是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疾病与政治在“毒瘤”这个复合词里融合在了一起,并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常用的隐喻。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但是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唯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唯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在现实里,人类沦为机器的奴和栖牲品,而机器侵占人们的时间和空间:人类还被应该用来保家卫国的军备势力所威胁和恫吓;人类的精神和道德自由,虽然在一半的世界里在一定范围内被保障,但也时常在混乱中迷失方向,而在另一半的世界里却已然灰飞烟灭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未发现的自我》0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防御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 那幺,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幺至今还没有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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