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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文化"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文化的句子/关于文化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文化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从事“申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莱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莱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莱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最大意外，恰恰是经典形态的非民主政体以现代的面目重新出现，并会长期存在。这对于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被善治吗？难道他们不要求安全以及被公正地对待吗？难道他们不想要摆脱贫穷的耻辱吗？那幺，自由主义民主正是企及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然而，这是美国人的观点，或许也确实被许多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分享，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理解民主化的确切含义，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那些个人主义会摧毁的善，比如对传统的维护、对地方的忠诚、对长者的尊重、对家庭和部落的责任、对虔敬与美德的投入。面对世界上非民主制度长期存在的现实，一个明智的问题是：除了民主化的方案之外，还有什幺备选计划（Plan B）？我们没有意愿去提出这种明智的问题，这标志着今日政治思考的沦落。那幺，我们只有（以美国方式）采取强制性的转型，或者（以欧洲方式）徒劳地期待各种温和措施（人权条约、人道主义干预、法律制裁、非政府组织项目以及社交媒体）最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都排除了改善非民主政体的其他可能。然而，如果存在一条从奴役转向民主的道路，那将会是（如西方所走过的一样）漫长的遍布着非民主阶段的道路。如果对民主化的想象只是“起草宪法、建立议会和总统办公室，然后召集选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最大意外，恰恰是经典形态的非民主政体以现代的面目重新出现，并会长期存在。这对于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被善治吗？难道他们不要求安全以及被公正地对待吗？难道他们不想要摆脱贫穷的耻辱吗？那幺，自由主义民主正是企及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然而，这是美国人的观点，或许也确实被许多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分享，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理解民主化的确切含义，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那些个人主义会摧毁的善...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但在恶作剧发生之后，许多相关者的自我白，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对博格西昂的打压，更令人关切。从事“申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07年的担忧今天看来依旧存在）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意识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IT不在重要》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字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苏珊・雅各比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成为今年《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理查徳・霍夫施塔特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雅各比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闻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柯拉科夫斯基指出，有太多的西方知识分子高谈阔论对异族文化的开放性，但实际上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与欧洲中心主义。他写道：“一个欧洲人言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的，通常并不意味着如果他自己在报税作假时败露就愿意被剁手，或者，如果与婚外伴侣做爱被抓获就愿意被公开处以鞭刑（或对于女人,被投以乱石）。在这种情形中，说这是《可兰经》的律法而我们必须尊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实质上是在说，如果那种情形发生在这儿是可怕的，而对于那些野蛮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这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他文化传统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说法最不适于表达这种尊重态度”。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
    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6]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有可能以另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正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那幺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得多。”个人视角并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形成的。虽然视角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改变也不容易，但不是凝固不变的。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的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蕴含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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